（来源：真故研究室）

撰文 | 田   密

编辑 | 龚   正

11月16日，俞敏洪在南极发布内部信祝贺新东方成立32周年，却遭员工吐槽：“老板在南极，员工在加班。”

不少人替俞敏洪感到不平。为什么360的周鸿祎可以在重庆开直播、品美食，马云能在法国南部的圣特罗佩乘游艇度假，三个月前，搜狐的张朝阳也能在汕头南澳岛横渡海峡。同样是“老板在玩”，他们被赞“接地气”“活得通透”，唯独俞敏洪不行？

答案或许在于“时机与语境”。

2025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新东方净利润暴跌73.7%，核心教育业务增速从上一财年的43.9%降至13.6%。在核心业务增长乏力、转型阵痛加剧的当口，老板远赴南极抒发情怀，与员工在出租屋里面对冰冷数据的现实，形成了过于刺眼的对比。

对很多员工而言，这个时代的“老板”，已不再是那个能同甘共苦的引路人，而更像是“话都让你说尽”的资本家。

员工当牛马，老板很潇洒？

“白底红字，看见就烦。”说这句话的是新东方员工黄岩。

晚上10点，他还坐在办公室加班。11月正是新东方课程续报期，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公司每日追踪数据，一旦未达目标，压力便从四面八方涌来。

就在11月16日下午5点，新东方员工的钉钉弹出一封来自南极的全员信，俞敏洪在这封内部信中，回顾了新东方32年的创业历程，并提出新东方要成为“希望的播种者”，东方甄选应成为“商家良知的代表”，新东方文旅要“让更多的人把世界装在心里”。有媒体统计，这封内部信全文17次提及“我”、5次提到“南极”，但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

窗口期的紧绷尚未缓解，公司财报又传来寒意，黄岩近来常感烦躁，而这封信让他的消极情绪冲上了顶点。

他并不认为俞敏洪是个坏人，当初选择新东方，也多少带着对这位创始人的人格向往。但他真切地感到：“老板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另一名员工刘雯雯深切感受着新东方的变化：降本增效的目的之下，公司空调被限制开放，续报期的早午餐也变成了自理，奖金大幅缩水，晋升愈发困难，指标却持续抬高，考勤也越查越狠。

更令人诧异的是薪酬变化。以江苏某地区为例，今年4月15日前入职的员工底薪为尚有4000元，在这之后入职的员工底薪只有可怜的1500元。

而在网络交流中，她诧异地发现南京很早就已经是1500元底薪，北京总部的教师竟然没有底薪。据求证，大部分北京应届生是没有底薪的。

对于教师岗来说，钱少事多已经成为常态。

曾在新东方任教的王之告诉《真故研究室》，他在职时排课密集，周末常连上10节课（2小时/节），周中强制性教研，寒暑假更甚。一节课的课时费为180-200元左右，根据科目和地区的不同，价格会有上下浮动。如果没有底薪，压力可想而知。

好在新东方内部仍有一些保障员工权益的规则。据了解，在南京地区，在淡季时，排课量少的员工可以拿到保薪——淡季报课人少，如果底薪加月排课整体薪资不超过5000，也会按照5000元进行工资发放。同时，续班期的成绩对整体薪资至关重要，虽然现在降低了奖金，但曾经最辉煌时，有教师凭借续班期的好成绩，就能拿到三四万元的奖金。

说来说去，教师岗职工在工资上的“锱铢必较”与俞敏洪的南极游相比，都是小事。

网传俞敏洪乘坐的“夏古号”邮轮票价，高达148万元。俞敏洪则最新澄清称，他们此次南极行的实际价格在20-25万元之间。

黄岩表示：“虽然没有148万那么夸张，但是跟我的底薪比起来，也不少了。”

图 |  面对南极游争议，俞敏洪的最新回应

新东方员工拍桌文化，背后是俞敏洪的精算

就在南极风波前，俞敏洪刚在微博转发了一首员工创作的《打工人之歌》。歌词里唱道：“日报周报每天折磨我”、“业绩导向、续费为王”、“一边休假钉钉还在一直响”，还调侃“受的委屈再大，也大不过俞敏洪”。

“员工骂新东方的歌，最后没有忘记救命，哈哈。”俞敏洪配文调侃，言语间透出对这种吐槽是默许甚至是鼓励。

这并不是偶然。自2016年起，新东方每年年会都有员工编排吐槽节目的传统。从早期的《东方有戏精》到如今，这种“调侃文化”已持续近十年。

最出圈的是2019年。6名员工改编的《释放自我》一夜刷屏，歌词犀利揭露“干活的干不过写PPT的”“一根网线校长批”等大公司病。

表演结束，现场掌声雷动。俞敏洪随后奖励团队12万元——这也成为电影《年会不能停！》结尾的创作原型。

此次南极来信事件中，不少新东方人再次发挥这种“向上管理”的传统，在互联网上公开对老板进行吐槽，文艺的、犀利的，各种回信应有尽有。

打工人们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拍桌对话”。

很多人好奇，为何新东方能容得下这样的文化土壤。

首要原因在于俞敏洪本人是这套文化的倡导者与坚持者。早期新东方教室简陋，老师带学生在民房上课，俞敏洪常与教师团队为教学方案争得面红耳赤。

出身北大教师队伍、经历过体制内环境的他，曾在自传中明确表达对官僚作风的反感，希望打造一个“能说真话”的组织。

图 |  俞敏洪南极游，引发网上广泛吐槽

同时，在短视频时代，这种文化更演变成了一套高效的“公关语言”。 

从转发、评论到现金奖励，俞敏洪将员工的“骂”，巧妙地转化为企业开放文化的宣传点，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吐槽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受嘉奖的，只要它最终指向的是“这里还有尊重，这里有公平”的价值认同。

这种自嘲文化极易传播，它为企业在公众面前塑造了一个“开明”、“透明”的公众形象。某种程度上，新东方吃尽了这波文化红利——在此次“南极之旅塌房”前，俞敏洪最近一次登上热搜，正是因为新东方的吐槽歌会。而新东方多个招聘账号，也长期以此为亮点吸引人才加入。

早年间，那种敢于和领导争辩、直面问题的精神并不稀有，也不是新东方一家独有，而是早期许多员工习以为常的沟通方式。

在2005至2015的“黄金十年”里，新东方从北京海淀走向全国。那时的教研会上，老师们常为教学方法争得面红耳赤，区域负责人也为资源分配据理力争。这种“直言敢谏”的文化，为公司注入了强悍的生命力。正如当年改编歌曲《释放自我》刷屏后，俞敏洪将其誉为“企业自我革新的勇气”。

然而，南极事件像一次压力测试，暴露了新东方旧有的“成功惯性”在当下已然失效。

首当其冲的是，蛋糕不够分了。

据2025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新东方净利润骤降73.7%至710万美元，核心教育业务增速从上一财年的43.9%降至13.6%。

在教育行业本就高强度、高压力的背景下，转型后的新东方业务更趋多元，员工面对的不仅是业绩压力，还有日益繁琐的流程。公司业绩持续承压，直接削弱了员工的职业向心力——发展一旦放缓，人心自然浮动。

图 |  源自新东方财报

更重要的是，老板和员工之间“关系的时代性”变了。

过去，双方是共同做蛋糕、分蛋糕的盟友。如今，盘子基本固定，老板功成名就，员工的上升通道却逐渐收窄。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彼此从共同奋斗的伙伴，逐渐分立成两个阵营。过去那种只谈理想、不论现实的话语体系，正在失去效力。

与此同时，随着公司体量膨胀、业务横跨教育、直播与文旅，管理层级愈发复杂。那些原本直接、鲜活的批判声音，在层层传递中被逐渐过滤、稀释。拍桌子的人或许还在，但声音却很难再传到决策者的耳中。

当老板的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都与员工无限拉远，那种建立在“我们在一起”基础上的包容，便显得摇摇欲坠。员工逐渐意识到：骂，是被允许的；但改变，却不是必然的。

于是，拍桌子的声音渐渐少了。一位2019年曾参与创作《释放自我》的员工坦言，当初敢说真话，是因为“觉得说了会改变”。他最终选择了离开。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沉默。近几年，新东方流失的不只是孙东旭，还包括董宇辉、顿顿等一批中生代骨干。

那个“有问题可以直接推开老俞办公室门”的时代，正悄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冷静的现实：老板在南极看冰川，员工在办公室看数据。

他们之间隔着的，已不只是地理上的万里冰原，更是日益扩大的理解鸿沟。

（文中受访者信息皆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