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两周年之际，《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政策层面看，这是在信托法制“1+N”顶层设计框架下，继《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修订发布后的又一重磅成果；从行业层面来看，《办法》旨在规范信托公司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对整个资管行业也将产生一定影响。对于《办法》征求意见稿，业内专家学者以及从业人员展开了热烈讨论。

　　划定展业新标准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 翟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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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作为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为信托公司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划定了明确的展业范围和监管要求。总体看，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举措对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发展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对于业界关注的业务要求、风控标准以及投资者保护等都有所体现。

　　第一，合格投资者定位，即坚持非散户化高端私募定位，投资者具体标准更为明确，而且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信托产品，实施更为严格的投资者资质要求。第二，与信托三分类口径保持一致，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既有区别，又有“合作”，特别强调资产管理信托是以产品为导向，从发行、运营、监管以及存续期间管理方面，追加一些服务性质的规范，凸显了产品服务化的要求。第三，充分考虑了信托业务模式的特殊性，例如，在对机构客户集中度上的一些弹性设置，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为具有特色的资管信托业务打开更大市场空间。

　　未来资管行业是专业制胜时代

　　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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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对信托公司的业务模式转型与创新产生深远影响，最根本的在于驱动信托公司从“融资平台”向“真正的资产管理机构”转型。它要求信托公司必须像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一样，以专业的投资管理能力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为投资者创造真实价值来获取管理费收入，而非依赖利差。这将迫使信托公司彻底摒弃“类信贷”的惯性思维，转向以“投资”为核心的业务逻辑。

　　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产品形态的“净值化与标准化”，这将成为未来资管信托产品的“常态”。投资者通过产品净值的变化直观感知投资风险与收益，从而推动信托产品投资标的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大规模转向股票、债券、标准化衍生品等可公允估值的标准化资产。二是业务创新边界，《办法》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引导创新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任何创新都必须在规范的资金运用、严格的风险管理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内进行。这鼓励信托公司围绕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和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在符合监管导向的领域进行创新。

　　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将是一个“强者恒强”、专业制胜的时代。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树立起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受托人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兼顾信托特色与普适性

　　华鑫信托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 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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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兼顾信托特色的有机融合，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普适性体现为，立足集合私募定位，全面对标证券基金运作管理，拉齐资管产品标准化运作管理水平线，覆盖产品募集设立、运营、投资、风控、信披、受益人大会决策全流程。特殊性体现为，一是有效衔接资管信托与服务信托及公益慈善信托的产品和业务“接口”，将资产服务信托与公益慈善信托明确认定为“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信托产品既可成为后两者的配置标的，完成制度规范对接，也为资产服务信托管理办法及相应规范的制定与完善夯实制度协调性基础；二是“非标”信托要求更高，《办法》提及“非标准化资产”及“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共19处，不仅有清晰定义，且在产品投向比例限制、投资者资金门槛限制、产品净值管理及外部审计要求、信息披露要求、提前退出限制及产品配置穿透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严格规定，引导信托公司开展“非标信托”要脱胎换骨似的质变转型，向高品质的另类投资产品发展，真正体现“非标”资产的市场价值。

　　落地执行或仍存难点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 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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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是对信托行业的系统性优化，是信托行业的一次重要转型契机。但是在落地执行层面还面临一些难点。一是风险匹配精准度不足，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易流于形式，部分投资者风险认知与实际承受力存在差距，且非标资产风险难以精准量化，尤其高风险产品的投资者资质审核难度较大；二是净值估值难度较大，非标资产缺乏活跃交易市场，估值模型参数选取主观性较强，公允估值存在挑战，中小机构还面临系统建设与成本控制的压力，需满足净值及时、准确反映资产状况的要求；三是信息披露平衡难度高，复杂资产信息碎片化，披露过细可能涉及商业机密，披露不足则无法满足监管对财产管理报告、临时信息披露的细化要求，且投资者对专业信息的解读能力存在差异。

　　建议监管、机构、市场形成合力推进落地。监管层面出台统一操作指引，明确风险评估、估值等标准与信披模板，实施分类监管与合理过渡期，建立“自查、抽查、问责”长效机制并将整改进展纳入分类依据；机构层面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搭建智能化净值与信披系统，同时强化投资者教育，引导理性投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