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Mr吴有话说

　　全球化的终结在这几天变得具象化了，这以百年来最高的关税水平，以及寰宇同此凉热的股市暴跌最为显著。

　　但这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如果要送个川总两句话，我觉得应该是莫文蔚的两句歌词最合适：时间难倒回，空间易破碎。

　　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加大，那么解决方法是制造业回流吗？

　　制造业不是万能的

　　美国的黄金时代，中产阶级的壮大确实伴随着制造业的高涨。但不能说中产阶级的壮大可以完全归因于制造业的发展。

　　布罗代尔在谈及熊彼特时说，熊彼特完全没有必要将企业家视作“造物主”，他坚信“整体运动”起着决定性作用。

　　类似地，在中产阶级，或者说政治家口中的“人民”上升的问题上，整体运动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今的锈带民众、曾经的美国中产阶级上升壮大的过程中，至少有这样几个因素不能被忽视：

1. 劳工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

2. 技术的发展至少是中性的（如果不是倾向于增加劳工的议价能力，也没有削弱它）；

3. 独特的国际环境：从废墟中建立的全球经济创造了对单一经济体的过高需求，这使美国处在并不充分的国际竞争中。

　　关于第三点，一些美国观察家有一些天真的看法，比如在欧洲和日本钢铁企业挤压美国钢铁企业的时候，这些观察家认为，是资本家的竞逐利润而不是竞争导致了就业消失。

　　政治参与使得工资收入在分配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而全球重建的需求，使得美国企业得以消化这种例外情况。但一旦重建结束，竞争就回来了。

　　历史上，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一战前的欧洲语境下，中产阶级意味着专业人士，律师、医生，自营生意的小企业主。中产阶级第一次与蓝领划上等号。

　　然而，今天已经全然不同于1945-1970s了。

1. 制造业并不会制造更多的高薪岗位。自动化的累积影响已经难以逆转。1970s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消失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但更大的一部分是技术革新和自动化。

2. 以经济作为左右划分的观念和政治动员能力已经消失殆尽。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其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发现，统计意义上看，人的价值观并没有生命周期，而是主要取决于人们成长期间的生存压力。如果过分简略地说，就是人群永远顽固不化，价值观的变动是因为持有一些价值观的人死了，持有新价值观的人不断加入社会，代际变更引发了调整，随后在拐点处加速转变。

　　这意味着，在后物质主义观念占优势的今天，很难看到新的政治动员会带来如上世纪中期带来强势工会的那种变化，更不用说通过所得税等改变二次分配。身份政治遮蔽了通向解决方案的路径。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因素被学者们提到，不一一列举。

　　关税会带来什么？

　　仅就关税来说，如果如此高的关税能持续整个川普的任期 ，制造业也有一定概率回流美国。

　　但结果可能是美国的富豪俱乐部中的一些人变成了另一些人，很难想象这会改变大部分人的状态。

　　人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只有天生的骗子可以用绝对的语气，说你作为消费者虽然花了更多钱，但随后你将作为生产者赚到更多钱。

　　美国建国以来围绕关税两百年的争论，最核心争议点就在于，关税是不对成的，关税在用一部分人的钱补贴另一部分人。

　　在南北对峙的阶段，关税是损害消费者和南方农场主，补贴北方制造业者；而根据美国经济史学者的测算，关税很少带来总福利的上升。

　　川总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未来如果关税收入高，会考虑同时降低所得税，关税会不会给美国民众带来改变，结果似乎不难预料。

　　不客气地说，保守派政治家的主要价值似乎是情绪回应和情感抚慰。上一个喊着减税的时代，里根经济学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国国债规模的大幅提升；川普似乎要聪明一点，看起来是要减债务，还要减（所得）税，但钱不会凭空长出来。

　　现在，它会在美国人的日常消费里。

　　看看1930s年代的教训，所有国家纷纷筑起高墙的时候不会有赢家。

　　而我们的问题，虽然以生产与消费，顺差与逆差这样的区分看似乎与美国分处两极，但问题的实质却有惊人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