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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零碳时代NetZeroAge

　　《巴黎协定》签订十年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走进了亚马孙雨林腹地——巴西北部帕拉州首府贝伦（Belém）。

　　从会议成果来看，COP30仅迈出了象征性的小步，在关键议题的文本措辞上依然停滞，未能回应气候脆弱国家对更强气候行动的期待。但在全球气候治理屡受考验，美国反复退出关键气候承诺的动荡时期保持对话，COP30显得难能可贵。

　　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缔约方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为控制全球升温持续努力，低碳技术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投资稳步增长。COP30呈现出了国际气候行动的新趋势：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心正从多边政治协商，逐步转向经济与产业层面的决策。未来，各国能否把国际共识转化为国内政策和投资行动，将成为决定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

　　尽管美国的缺位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造成了影响，但中国和欧盟今年夏天在多重困难下仍达成了高规格的联合声明。中欧等重要经济体仍在积极挽救并捍卫《巴黎协定》的进程，持续通过高层对话和务实合作确保这一全球框架向前推进。

　　▌推动气候与经贸领域的多边对话

　　各国在气候大会上的关注焦点已从多边政治协商，转向经济层面。在COP30上，贸易和市场领域都达成了重要成果。

　　国际贸易中一些发达国家设置的“单边措施”广受发展中国家诟病。此次COP30上，贸易议题被正式纳入气候大会的讨论框架中，成果文件明确反对以气候应对为名设置单边贸易壁垒，强调国际贸易规则应服务于清洁能源技术普及和可持续发展。

　　在最终的决议文本中，各国达成共识，将设立“气候—贸易综合论坛”（IFCCT），用于就碳边境措施、低碳产品标准等议题展开对话。该机制主要提供沟通渠道，而非制定统一规则。在各国低碳标准不断增多、全球体系趋于碎片化的背景下，这一论坛有望缓和部分政策摩擦。

　　将贸易议题纳入气候谈判的框架，是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届气候大会不断努力的结果，也被业界视作此次气候大会关键的突破之一。它的艰难背后，也显示出当前气候议题与产业、经济议题不断融合。

　　中国与“G77集团”在COP30立场文件中明确提出，各国不应施加单边措施，因为它们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已参加过10次气候大会的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顾问姚喆对《零碳时代》说，气候大会的流程和机制确实为贸易议题预留出了空间，但从文本看，需要注意此处的“贸易”指更宏观或更广义的贸易与气候协同，并不特指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有关“单边贸易措施”，因此该对话机制是否能满足这些国家的期待仍然未知。

　　欧盟推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下称CBAM）在COP30会场中屡屡成为发展中国家诟病的焦点。CBAM要求钢铁、水泥、铝、化肥等进口商品按其生产过程的嵌入碳量补缴与欧盟相当的碳价，名义上为防止“碳泄漏”、维护公平竞争。但因其规则由欧盟单方面设定、标准采信欧盟体系并附带繁琐申报义务。

　　曾担任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专家对《零碳时代》表示，对中国而言，CBAM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中国和欧盟的气候议题上仍然是盟友关系，双方应针对绿色产品采取限制措施的政策多沟通，这些是影响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

　　碳市场是减碳的重要市场手段，但各国碳市场水平参差不齐。本次COP30大会上，中国和欧盟等积极推动各国碳市场的发展。

　　大会期间，由中国、欧盟、加拿大、巴西等三十余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开放合规碳市场联盟”（Open Coalition on Compliance Carbon Markets）宣布成立。中国拥有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合规碳市场，是联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该联盟致力于推动各国碳市场在机制设计、数据核算与交易规则上的协调，加强碳排放配额和减排量的透明度与可比性，并为未来可能的市场互联奠定基础。

　　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该联盟旨在建立跨国合作框架，协调各国碳定价机制、排放交易体系及相关政策，推动实现“互通、透明与可信”的全球合规碳市场网络。中国愿与各方分享在碳市场制度设计、系统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通过市场化机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中国影响力日渐增强

　　在COP30上，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本届气候大会蓝区的入口区域，各国均设立“国家角”展区展示本国气候行动。今年中国角的位置尤为醒目，展区位于场馆中央，每天人流涌动，座无虚席，几乎是全场最热门的国家角。在13天的大会中，中国角举办几百场以低碳技术、绿色贸易为主题的活动，吸引了各国代表参与交流、洽谈合作，成为观察各方关注焦点的重要窗口。

　　在COP30中国角，参会者排起百余人的长队领取熊猫纪念品。摄影/马铭泽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已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但仍需通过政府与市场协同，扩大绿色技术的潜在需求。前述专家表示，中国推动绿色技术发展一方面是出于产业升级与技术竞争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气候议题恰好提供了能够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战略抓手。

　　在COP30开幕前，中国发布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提出到2035年在减排、能源结构、绿色增长和气候适应等方面进一步强化行动：包括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显著下降、扩大控制减排温室气体范围、非化石能源比重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继续扩张、森林储蓄量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车和全国碳市场加速发展等。

　　中国的气候行动不仅体现在国内目标的推进，也正在对全球低碳转型产生重要的外溢影响。

　　英国能源咨询机构Ember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低碳技术出口在2025年8月达到200亿美元的单月历史新高，主要得益于电动汽车和电池出口的强劲增长。这一增长背后，不仅是规模化制造带来的持续降本能力，更体现在中国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快速渗透。

　　2025年，中国电动车出口增量中有超过一半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对东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增速尤为显著。中国正成为全球低碳转型供应链中最重要的成本优势来源，技术与产品正在推动更多发展中经济体加速绿色转型。

　　在这一更广泛的贸易格局中，南南合作尤为值得关注。随着全球气候议题的重心不断向南方国家转移，如何支持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可负担、可持续的低碳转型已成为国际治理的关键议题。

　　中国近年来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和项目，为多国提供清洁能源设备、减灾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这些务实举措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打开了通往绿色转型的可行路径，也使中国展现出愈发突出的气候领导力。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气候与能源项目主管陈蓥婕对《零碳时代》表示，过去中国更多是与“77国集团”保持相对一致的立场，现在则逐渐承担起协调各方、推动共同发声的角色，让不同国家能够在一些关键议题上达成共识。

　　参会者呼吁“公正转型”议题应受到更多关注。摄影/马铭泽

　　在中国新能源产业海外投资方面，陈蓥婕表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电网无法充分消纳这些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时，发电设施的利用率会随之降低，不仅会推高当地单位发电成本，甚至可能影响东道国与投资者长期固定电价购电协议（PPA）的履行。不少国家已经在招投标中要求“发电+储能”整体方案，这也将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合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期待发达国家带头出资

　　COP30吉祥物——森林守护精灵库鲁皮拉。摄影/马铭泽

　　气候融资议题是历届气候大会的重头戏，此次贝伦大会也不例外。中国政府在COP30的基本立场和主张称，COP30应在制定1.3万亿美元融资路线图和发达国家不少于3000亿美元出资路线图上取得积极进展，并推动全球适应目标取得实质性成果。中方期待发达国家在率先减排和出资等方面继续发挥带头作用，这将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能力，增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信。

　　1.3万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两个金额源自2024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COP29。在COP29上，缔约方同意设立新的集体资金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下称“NCQG”）：到2035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动员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同时提出，应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合力，将资金总量扩大至每年1.3万亿美元。

　　简言之，3000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出力的底线，而1.3万亿美元是所有缔约国合力筹集的总目标。

　　为了把在COP29达成的气候资金共识真正落到实处，COP29期间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巴库—贝伦路线图”。该线路图由阿塞拜疆与巴西两国共同主持编制，提出了扩大公共财政、吸引私人资本、改善发展中国家债务环境、调整投资结构等方向，希望把“到2035年动员约1.3万亿美元”的愿景变成有步骤可跟的技术方案。

　　随着特朗普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在政府层面不再为气候行动出资，3000亿美元的落实成为难中之难。欧盟在COP30期间明确表示，美国在气候资金方面的缺位已造成明显缺口，而这一缺口难以由其他国家独自填补，这将成为落实NCQG时必须正视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欧盟提出，仅靠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已不足以支撑NCQG的落实。未来的气候资金体系需要引入更多出资方，并通过动员机制撬动来自多元渠道的资本流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COP30在巴黎协定第9条（资金机制逻辑）所涉及的气候资金领域进展缓慢。据最终版本《共同体决议》，大会决定设立一项关于气候资金的两年期工作方案，并且该工作方案将由两位分别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主席主持。此项工作方案仍然被放置在整个第9条而非9.1条（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中讨论，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出资状况也将被方案考虑在内。

　　据生态环境部提供的数据，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有力地支持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姚喆表示，许多国家并不具备扎实的产业基础或市场条件，难以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来支撑气候转型。没有政治层面的推动，就无法弥补经济与技术能力的不足。然而这一结构性的矛盾究竟如何化解，目前仍无清晰路径。如果要在融资规模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一个关键领域在于多边开发银行（MDBs）体系的改革，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气候领域，而不仅是继续依赖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主导的传统思路。

　　国际气候资金中用于适应的比例始终不足。根据联合国环境署测算，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融资需求是当前资金流量的12倍至14倍。COP30决议提出，在最迟2035年前将适应资金至少提高至3倍（即从每年400亿美元提升至1200亿美元），同时敦促发达国家缔约方提高其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适应资金的供给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