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次强势回归，不单为中美关系带来俄罗斯轮盘式的戏剧性变化，也为美国本土政治带来一百年一遇的大整顿、大动荡。要说到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就任后的100日」（「The First 100 Days」），我们则不得不提到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一名与如今白宫主人截然不同、也有「大破大立」决心的着名政客。甫上任的罗斯福视面对大萧条、推动经济复苏为首要任务，设立平民保育团（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及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等机构，为大规模失业的美国公民提供就业机会与购买力。罗斯福「百日行政」围绕着透过积极有为的政府介入，充当着市场绝不能承担的角色，拯救濒临崩塌的美国市场信心。
反之，深受媒体闪光灯及极右支持者呐喊助威所吸引的特朗普，却没有罗斯福那股对贫富大众或实事求是的坚持。由马斯克领军的政府效率部（DOGE）俨然赶上热闹的革命小将，向不少政府机关手起刀落。
理论上，缩减开支、减低官僚臃肿，这些都是良好初衷。然而无论是多高尚情的政策目标，一旦落在弄权一时而毫无制衡的在位者手中，则有可能沦为清除异己的手段。上任1月内，特朗普团队一方面向代表着进步主义的「DEI」文化狠狠地开刀，另一方面却在对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关税问题上「弹出弹入」（明显受股市及富翁朋友反应所影响），并提出了各种涵盖加沙地区、美国对外援助（或被视为「渗透」行动）、格陵兰、巴拿马的妙想天开方案。部分方案实际的个别内容即使有其可取性，但特朗普可谓是最恶劣的代言人人选。
早前在推特上看见一个十七世纪流行的英语动词「spuddle」（音译：「斯八度」），意思大概便是「徒劳无功」。笔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正是斯八度的典范。面对斯八度，中国须沉着应战，更要谨记邓小平先生于1984年10月6日说过的几句话：「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对内，唯有活化民众消费信心与能力、强化对企业与创业家的法律保障、鼓励包括DeepSeek在内的精、小、平（不受层层架床叠屋的约束）的初创及风险投资，方能提升全面生产要素。对外，则要认清楚：中国现在已是一个战略大国，也要有大国的胸襟与灵活风范，能屈能伸，方为时代真理。
01
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提供并领导国际合作方案
特朗普上任后便签署不少行政命令，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及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其更开始把美国撤出不同联合国组织，停止与人权理事会接触。有的说，这是他讨价还价的功架──通过威逼利诱，而迫使这些组织任命对美有利的「傀儡」头子，呈现出最为赤裸的现实主义。然而如今的世界不再是冷战结束时的超稳定单极秩序。也许是受「长官意志」所影响的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日前受霍士新闻采访时也表示：「单极世界乃冷战结束后所带来的例外时期，然而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多极并存的世界...... 我们现在要面对中国及俄罗斯等的'其他极'，也要应对包括伊朗及朝鲜在内的'流氓国家'。”其把中俄与伊北之间的区分，固然值得留意──但更令人惊讶的，却是其就着特朗普团队世界观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正在趋向多极化。
正因如此，美国更不应以为向别国勒索，便能理所当然地让他们屈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须避免重蹈美国过去数十年的覆辙。中国也有必要就着一众全球公共治理问题，制定并提出更为完善、更具包容性的方案，邀请全球南北方志同道合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学界智库、民间力量加盟，让他们能从中国应对这些问题层面上的技术性研究及治理心得学习。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瘟疫蔓延等的结构性风险，资源援助提供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更关键的是适当的技术转移及政策制定等的软件训练。在这方面，香港大可充当中国对外的「人才培训地」，招揽世界各地年轻管治与从政翘楚，到来与中国内地各省市的学者及官员们交流、对话。同时，中国应鼓励包括开发计划署在内的众多联合国组织，在香港设置亚太枢纽，从而为有意投身予外交及国际事务的香港青年提供就业与晋升机会。为何香港不能成为国际事务上与纽约及日内瓦齐名的“亚太核心”？
02
为极端民族主义降温，提升在外软实力
无论是欧美英还是东盟及印度次大陆，世上有不少国家政权皆受选举及民意所左右。亚洲某国的一位资深政治顾问曾跟我说，拥有华裔血统的他本身对中国抱有相当好感，也想以适当手法推进与中国的经贸文化合作。奈何其国民众对中国的反感实在太深，让他难以开展对华政策调整。固然个中部分可归咎于别有用心的媒体及舆论分子渲染，然而，在美国把大门愈闭愈紧，在所谓「后花园」的拉丁美洲为非作歹之际，我们更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笔者认为中国有必要让极端民族主义的舆论降温，适度纠正在外不合适而具冒犯性的民众言论，并根治为博取眼球而贩卖「我们是世界第一」讯息的「商业爱国」风气。爱国完全没问题的理所当然，然而爱国情绪不应被容许左右或干扰我们在外形象的构建，更不应被利用来论证一些违反常理伦理的极端言论行为。反之，中国对外宣传主调应当从大国崛起演变成中国的多元性。
体制内，既有清华北大出身的杰出法律干部，也有牛剑进修的资深外交与金融体系官员，更有曾在英美教学研发多年的顶尖学者，如今纷纷步入政坛，担任重点城市的父母官。
体制外，既有从金融走入人工智能开发的土生土长菁英，也有在埋头苦干的自由创作人。上海的繁华、深圳的创新、杭州的技术含金量、北京的庄严、天津的历史性、山东的儒家礼节、山西与陕西充满着中华文明历史的精髓，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外国部分「专家」喜欢品头论足，说中国新一代大多数是「小粉红」、是「被洗脑」，又或都是「躺平」及「摆烂」。但我所接触及认知到的中国新生代，固然有他们的烦恼及困境，却并非铁板一块，更绝非如外国渲染般的「单一」地消极。正如最近一次的小红书《大迁徙》所反映出来，中国故事的最佳敍述者，便是民间代表。北京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与鲜明讯号，鼓励更多的人民到海外又或是社交媒体上，以有机形式、在更广阔的尺度中讲述他们眼中生活的利与弊、欢悦与痛点。唯有立体而真实的故事，方能打破藩篱、打动人心。这里，香港绝对能充当中国对外软实力核心传播站。
03
切忌把全球南北方对立，必须争取伙伴最大化
有的说，全球北方的国家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心骨，我们须稳住与他们的关系。也有声音说，全球南方崛起下，「已经没落」的欧洲与英国等诸国，我们毋须放在眼内。事实上，这些说法皆错误地把南北方对立，忽略了中国其实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在这两大群体中选边站。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能持之以恒的大国，必然是要把在外的敌人减至最少，并在国内通过强政励治，鼓励人民去生产、去追梦、去创造自身的价值。
中国、墨西哥、加拿大间能否落实及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反包围”美国？这过程必然有其障碍（尤其是在监管机制恒常化及白宫对各方施压），然而作为特朗普第一轮关税首当其冲者，我们是否应当深化多边关系、把现存交流与协作扩展至涵盖绿色金融、创新产权、文化教育、人工智能（可参阅中泰领袖日前讨论的主题）等领域？站在尚待巩固的中墨关系面出发，中国应当视墨西哥为中美洲与加勒比海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以真正「双赢」理念证明给美洲大小诸国：他们除了华盛顿，还有其他的选择，应当争取适度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同时，中国也应在俄乌议题上展示更丰富的表态及可变的立场，与欧洲寻求重建关系及修补信任。固然相对偏向中方的欧洲极右政党在马斯克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有所进账，他们在荷德法等三国甚至现正或即将拥有主导政策的权力，但我们也不应把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完全押注在政治资本正在急速下滑的传统生产商及新兴右翼政党上。唯有妥善处理欧洲主流「建制派」对俄乌战争的主观情绪与关注，方能让中国持续深化及巩固与欧盟这庞大资本与货品市场的正面互动。这方面，我们仍须加倍努力。
本栏逢周一刊登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自：信报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