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谭谈研究)
目前我们的养老保险机制正面临比较大的危机,很多人现在都不想缴纳五险一金,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觉得养老保险不划算。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养老金缺口扩大、新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大家对于未来自己能够领到的养老金“”预期不明朗“(其实就是觉得交的钱赚不回来)。
当然上面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想办法改变。
对比十四五规划,最近出台的十五五规划在养老保险领域呈现出 3 项关键调整:
第一,战略地位有所提升。在规划序列里,养老保险相关内容的排序较“十四五”时期前进一位,从第 10 位升至第 9 位。
第二,核心表述更为宽泛。“十四五”规划中提及的“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到“十五五”规划变为“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去掉了“企业职工”限定词,覆盖范围更广。
第三,对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大。“十四五”期间重点在于大力推进该体系建设,“十五五”则强调加快发展,体现出更积极的推进态势。
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些关键变化呢?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主题。
首先来看“十四五”规划期间养老保险的主要运行态势:
第一点,养老金的涨幅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从2021年的4.5%降低到了2025年的2%。
第二点,在2021年底至2025年初这段时间内,全国参与养老金保险的人数从10.3亿增长至10.6亿。
怎么看待这份成绩单呢?
总体来看,我认为目前的养老金运行情况虽不算特别亮眼,但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其中有两点尤为难得:
第一,在“十四五”期间 GDP 年均增速从“十三五”的 6% 以上回落到约 5.5%,同时地方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养老金依然实现了逐年正增长。
第二,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个人参保意愿有所下降,舆论场上关于弃保、断保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参保人数依然净增约 3000 万。如果再算上今年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成果,实际新增人数还会更多。
可以说,“十四五”时期我国“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十五五”规划,重心将转向“全国统筹”。
所谓全国统筹,我的理解是: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对象,将不再仅限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也将纳入中央统一规划、统一调剂、统一发放。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地区间、城乡间养老金差距,就有望逐步缩小,从而构建一个更公平、更普惠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养老保险从“扩面”走向“提质”。
那么,为什么要推进全国统筹?
首先,是为了尊重历史贡献,体现社会公平。
过去养老金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统筹层次低——各省各自收支,中央只负责调剂,导致地区差异明显。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社保资金充裕;而西部、东北等欠发达地区资金紧张,养老金支付压力大。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水平也相差悬殊:前者常见 5000~6000 元,甚至过万;后者多在 3000~4000 元左右。城乡差距更为突出——农村居民养老保险 2012 年才全面铺开,最低缴费 15 年,很多临近退休的老人因缴费年限不足,只能领取几百元基础养老金。即便在北京、上海,城乡养老金差距依然显著。
有人可能会说“多缴多得”是合理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在共和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曾默默付出,他们的劳动共同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
比如,东部之所以能用上廉价电力,是因为西南的水电、西北的煤电和新能源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大量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支撑了当地的建设与生产;中西部的矿产资源和生态贡献,也为东部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跨区域的支持与牺牲,理应得到制度上的回应和保障。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群体在东部乃至全国发展中的巨大贡献。
首先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带来的隐性支持。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农产品收购价,同时维持工业品的高价,从而形成“剪刀差”。这一机制本质上实现了农业剩余向工业的转移,为东部工业化提供了关键的原始积累。据农业经济学家严瑞珍的研究,1952—1997年间,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贡献了约12641亿元,年均274.8亿元。这种长期、隐蔽且规模巨大的价值转移,帮助新中国在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说,农业是在默默为工业“输血”,为工业化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次是土地要素的贡献。
进入90年代,随着城市化提速,农民的贡献形式转为为城市扩张和房地产开发提供低成本土地。然而,征地补偿往往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值,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巨额增值收益,主要落入地方政府、开发商及使用方手中。这种低成本征地模式显著降低了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土地成本,为基础设施快速铺设、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繁荣奠定了基础。过去三十年,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中约58%来自农村集体土地的转化。
与土地贡献相伴的,是大量失地或寻求更高收入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具备强大竞争力。然而,这背后是农民工的巨大付出与牺牲——从1949年到2006年,农民连续57年缴纳公粮,48年承担农业税。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亿万农民用辛勤劳动撑起了国民经济的根基。
如今,国家已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部分地区发展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调整政策导向,给予低收入群体更多关怀与支持,切实提升他们的退休生活质量?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更是对他们为国家发展所作历史贡献的应有回馈。
第二,提高整体保障能力,促进内需
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美国的困境在于联邦债务高企,而我们的问题则是地方债务压力和内需不足。“十五五”启动全国养老金统筹,就是要将过去的“地方粮票”改为中央统一收支管理的“全国一盘棋”,避免部分地区因财政困难而出现支付危机,从而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为应对外部挑战提供坚实的内部支撑。
除了安全考量,还有刺激消费的作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他们会迅速将其转化为实际消费,对拉动经济立竿见影。当前我们正处于通缩环境,物资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而相对宽裕的老年人本就不爱消费;如果养老金差距继续扩大,增加的收入更可能变成储蓄,而不是进入市场流通。因此,提高低收入退休群体的养老金水平,是打通内循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第三,化解养老保险扩大的堵点与心结
目前我们的社保实行现收现付制——年轻人缴费供养当下的退休老人。对于数以亿计已落户城市、但父母仍在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很容易产生“我养城里老人,谁来养我农村父母”的疏离感,甚至萌发“不缴社保换现金”的短视想法。
不要低估这种心理的影响——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大约有2亿人,哪怕其中30%存在这种顾虑,未来就意味着有6000万人在退休后可能没有养老金甚至医保。现在看似影响不大,但若他们年老生病怎么办?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又怎么办?这极有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因此,“十五五”规划在社会民生领域的战略提升,实际上是基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应对老龄化等多重考量,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国家将在基本养老体系中强化兜底与转移支付功能,确保共同富裕,让各地养老金水平更加均衡;而对有条件的人群,则鼓励他们通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方式进行补充养老投资,激发市场活力,多措并举提高未来养老保障水平。这两条路径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如果说,“扩面”是“十四五”养老保险改革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那么未来五年,养老金制度将更注重结构性改革,目标是建立更公平、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养老保险体系。
在这一变革中,受益的不仅是农村人口,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