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在中国外贸信托主办、《财经》杂志和《财经智库》承办的中国外贸信托财富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在发言中认为，在未来3-5年，数字金融将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进一步颠覆式的变化，如何将金融文化嵌入其中，与产品和服务充分融合，最终构建中长期互信的信义关系，将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过去中西方金融在文化层面细分领域的差异，有的弥补了，有的逐渐转化为积极因素，有的仍需完善，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杨涛指出，尤其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财富管理行业更加需要信义保障，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冲击和重塑，财富管理行业也更为需要信心、信任、信誉、信用和信息。
“当前我们讨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是为金融戴上各种‘紧箍咒’，而是在新形势下对金融重要性的重新思考，更是为了服务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杨涛表示。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杨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非常荣幸能参与本次论坛，刚才两位专家是从宏观视角来谈问题，我的分享则更多是从中观和微观视角出发进行探讨。也是一方面围绕总论坛所突出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与本场分论坛所聚焦的财富管理结合在一起，系统分析下“财富管理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我们有一个团队长期做文化金融研究，每年都出一个研究报告，分析金融如何支持文化领域的细分行业。随着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并且总书记首次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我们团队开始系统关注文化对金融带来的影响，这需要对文化本身的元素有更深刻的理解。
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想结合刚才两位专家谈到的宏观背景，稍微提一提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对于金融问题认知的几个基本逻辑，再衍生出我们对于财富管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一些思考。
孙老师和迅雷老师在谈到展望未来的经济亮点和着眼点的时候，形成共识的有三方面，一是经济的供给侧，二是市场的需求侧，三是在开放条件下新的国际博弈。 基于经济供给侧我们讨论的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及科技自立自强；基于需求侧，我们考虑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及如何激发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基于国际化与开放条件时，无论是产业、要素、主体，都面临全新的前景与条件。
与之相应的金融问题，事实上也在沿着这三个线索前行。因为金融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要建设金融强国，因此第一个重点就是从金融的供给侧推动改革。对于金融问题，无论是各个细分的子行业，还是从产品、市场的角度，其实未来都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其中如银行业面临净息差银收窄的痛苦。同时，金融服务如何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效乃至于无效供给，同样也是包括财富管理在内的、金融各个子行业面临的挑战。第二个重点，是金融如何服务于需求侧，如何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里同样也引申出来金融行业如何发挥应有的功能，如怎样服务于居民消费，如何有助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第三个重点，则着眼于在开放条件下考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反复强调经济的制度性开放、金融的制度性开放。在新的情况下，更强调“以我为主”，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演变，我们坚持开放的这条道路不会往回走。所谓制度性开放，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所提到的，是规则、规制、标准、规范的开放。除了这三方面之外，第四个重点层面可以理解为风险管控与生态治理的问题，因为未来五年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挑战，所以始终强调的是金融还要做好风险管控，并充分完善治理。谈到风险管控与治理，我们所谓文化的因素，以及文化所衍生的各种生态信用的因素，其实都在其中。由此，从金融“十五五”面临的供给侧、需求侧、国际环境以及风险管控与治理层面，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今天所讨论的文化因素怎样从最后一点嵌入，进而对其他层面产生影响。同时，财富管理行业如何从这四个层面对号入座，融入到未来五年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工作当中，都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当明确了整体认识之后，我们再从三个层面来进一步探讨今天的主题。第一，既然谈文化，其内涵非常广泛，但就金融领域来看，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成为整个行业学习和落地的重要主线，我以此为主线，将文化的影响因素试图梳理清楚。第二，就聚焦到财富管理，即如何从“信”的角度入手，来看一下文化因素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特别聚焦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当文化试图跟金融行业、财富管理相结合的时候，面临什么全新的、伦理规范的挑战。这是今天依次递进想说的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当我们谈金融行业，尤其谈财富管理时，它是一个特殊的、对风险资源进行管理的行业。事实上，对投资人来说，财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冒险活动”。此时最基础的核心保障就是信用，这其实也是整个金融活动能否真正做到跨期资源配置，以及股权细化、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功能的重要支撑。
当我们谈信用的时候，这是财富管理行业得以延续的基础保障；当我们谈文化的时候，则是使得财富管理不仅停留在给客户赚钱，而是能维持更加长期的关系。俗话说，既要谈钱，也要谈感情，后者的维系，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化支撑。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要五不”，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读过了，包括：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归纳来看，关键是信、义、慎、正、合，这些在传统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众多的精华与萌芽。
应该说，当我们需要在文化层面探讨金融时，正说明金融的重要性已不可替代了。在整个经济金融发展历史当中，对于货币金融始终还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这些概念，一直困扰着我们。古典经济学时代，当时是对名义经济和实体经济有一个二分法。2008年全球危机的时候美联储又突出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概念，但当相关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对于金融也有了各种误读与担忧，新形势下，我们要重新认识金融的时代价值。正如诺奖获得者希克斯在《经济史》一书中的论断，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创新的结果，特别是在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公债的发行、资本市场快速演进，给工业革命带来了全新的激励约束、激励相容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强调技术革命的时候，金融本身其实就是前置要求。当前我们讨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是为金融戴上各种“紧箍咒”，而是在新形势下对金融重要性的重新思考，更是为了服务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对此，可以对标新质生产力来理解。当我们谈新质生产力，提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其得以提高的背后因素，可以归纳为，或是来自于技术进步，或是来自于制度优化。而现在我们要推动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以对号入座，其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就来自于数字化与新技术，另一方面来自于各种制度规则的优化。在制度规则的优化中，有正式的制度规则，如法律法规，也有来自于文化的非正式规则。所以，这是我们认知背后的一个出发点。
未来我们在看待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时候，需要充分地进行分层，包括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与具体行为规则这三个层面，它们并不一样。现在中央所提的“五要五不”，其中的信与义是道德伦理规范层的东西。后面的慎、正、合则是与监管规则、具体行为规则相一致。
再往上看，我们的金融文化还缺乏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价值观层面表达的是更高层面的信仰与认知，它不一定是具体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因为具体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有时候跟价值观不一定是一致的。当你要遵循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遵循具体的监管行为规则时，并不意味着你在价值观层面一定对这些是认可的。要推动文化价值观的完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中共同寻找力量。
如果就金融文化要素的起源，进行中西方比较，可以发现，在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写各种市场理论著作时，也在讨论道德伦理规范；同样，在我国的儒家文化早期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文化精华，比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信义为本。此后，在近现代的一系列变革当中，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各种颠覆式反思，有时候造成了糟粕与精华的共同抛弃，一些极有价值的伦理原则也被放弃。在新的情况下，需深入思考怎样重塑道德伦理规范和软环境、软规则。
进一步来看，基于文化视野，所谓古代中西方金融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分化。对此，我们可以将文化的因素拿出来看一下，比较其共性与差异性。例如，金融活动的根基就是“信”，如果要追溯历史，可以看从12世纪初西方慢慢地依托于信这一点开始涌现出了现代金融活动的一些萌芽，有很多案例素材。在我国，契约与信用的历史同样是非常悠久的，《周礼》当中已经有了借贷纠纷的记载，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基于信用诞生的金融产品不断地出现，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宋代交子。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多方制衡的约束，我国古代没有真正走向契约精神支撑的信用体系。
再如，可看看历史上的金融伦理演变。我国古代儒家文化有很多探讨，但后来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如儒家文化强调的家国同构、德政主义，强调宗法伦理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带来了秩序，另一方面确实抑制了商业活动，限制了现代商业和现代资本的演进，这是我们需反思的。
还比如，其他的许多因素，包括经济与社会的流动性，这背后也有文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特别是在我国古代重农轻商的情况下，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是有限的。还有微观经济主体的地位，这是几千年以来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能否真正在制度边界上保障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只有保障了，你才能产生可持续的金融组织。
此外，历史上的数字化管理，也是另一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历史学家黄仁宇分析了中国明代为什么一方面很繁荣，另一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叫缺乏“数目字管理”，由于数据资料和信息大量的不对称，当政策信息自上而下传递时，必然产生大量的扭曲，比较而言，西方早期确实在这一方面还是有比较优势的。
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在新文化、新规则的引领下不断升级演进。过去中西方金融在文化层面细分领域的差异，有的弥补了，有的逐渐转化为积极因素，有的仍需完善，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未来，不仅仅是讨论对金融行业的约束问题，而是真正将文化的基因拿过来从价值观、道德伦理、具体的行为规则层面，推动金融行业从业者与金融的服务对象、监管者、社会各方都形成一个共识，这样才能摆脱金融行业始终困在某些“原罪”中的宿命。
其次，是从信的角度来看财富管理。财富管理是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核心，其实很多研究也都表明了，无论是从家庭金融资产的存量角度，还是从财产性收入的流量角度，我国都有不足。一开始，孙老师提到今年三季度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才1.7%，而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多来源于存款利息、固定收益产品等，来自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也很少。而且从统计意义上来说，居民财产收入部门还有一块“虚拟租金收入”。所以财富管理的历史使命很重要，我们怎样改善居民的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怎样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会直接影响到未来能否在扩大内需过程当中真正抓住居民消费。能否真正提升财产性收入成为重中之重。
财富管理行业如此重要，需要从“信”这一概念入手，重构财富管理的文化与生态。具体我用几个“信”来表达：
一是信心，从客户的角度来讲，自2015年以来，P2P、私募、信托、理财、债券类产品各种鱼龙混杂，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客户对财富管理的信心？这是重中之重。
二是信任，有了信心之后再往下就是信任。所谓中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很难单方面强调，让客户接受中长期理念，因为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短期收益抓不住，长期投资被忽悠。所以叫不叫耐心资本、长期主义等，关键在于完善信义关系，尤其能否建立中长期的信义关系，能否使得机构不仅仅是卖产品，而是基于客户视角，基于中长期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样才能增加客户耐心与理解。
三是信誉，要做好信誉，核心是有一个挑战，也是我们整个金融服务的挑战，即怎么把握“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这是保障信誉的核心，怎样形成标准化共识是关键。否则买方总觉得卖方没有尽责，卖方觉得自己已尽责很冤枉。所以这里边怎样把握好这些模糊地带，是信誉建设的关键。
四是信用，信用本身就是所有金融活动的生命线，就不展开了。
五是信息，这与前面也是密切相关的，信息化、数字化改变了很多行业，改变了信息不对称，财富管理行业很多问题其实也是信息非标准、不透明，数据要素应用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从信的角度，我们用最核心的五大要素来切入，我个人认为就是未来改变这个行业的重要抓手。
最后，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财富管理行业与金融行业一样，更加需要信义保障。当我们谈到数字金融的时候，意味着数字化与新技术对于原有的金融模式、金融产品、金融产业链带来全面的颠覆式影响。实际上，金融行业就是一个特殊的信息行业，财富管理更是一个处理特殊信息的子行业，当信息技术发生重大变革之时，这个行业本质肯定是变了，有可能改变产品、改变组织边界、改变产业链、改变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本身已经有很多伦理挑战了，金融过去也有很多伦理挑战，那科技的伦理挑战、加金融的伦理挑战相叠加，就是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面临的伦理挑战。这恰恰是这几年随着数字化、新技术快速演进，各方最担忧的一点。
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问题，比如打着金融创新的名义进行套利；数据与流量有可能滥用，侵犯个人的隐私数据；在各种智能资管、智能投顾类产品当中，如果没有充分地嵌入伦理、包容因素，可能带来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行为等。尤其是面对大模型时代的挑战，金融行业未来在监管和制度规则完善上要做很多工作。同时，也要将我们关注的非正式规则，特别是文化要素充分嵌入进去，把握好科技伦理与文化底线，特别是融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要五不”。
我判断在未来3-5年整个数字金融会带来进一步的颠覆式的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智能化的财富管理与资管肯定会呈现风起云涌的变革趋势。由此，我们需要从文化与伦理视野入手，努力把生态、规则的“土壤”做好，进而匹配到新型产品和服务当中，所有的目的就像我说的，最终为了重构一个中长期互信的信义关系，这样整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以上做一点粗浅的分享，不对之处，请大家多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