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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聪明投资者
从来没有哪一年沃伦·巴菲特的感恩节动态让人如此期待，在他决定把每年股东信也连同伯克希尔的权杖交给格雷格·阿贝尔之后，大家的沮丧可想而知，来自奥马哈先知的福音，越来越少了……
美国时间11月10日，伯克希尔的官网如约刊登了巴菲特的感恩节信，并宣布了一则动态：当天，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份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份，并将这些B股捐赠给旗下四个家族基金会：150万股捐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另外三家基金会——谢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诺沃基金会，各获得40万股。
这些捐赠已于当日完成交付。
好在巴菲特这封信不短，不仅不短，而且透过纸背，你能看到一位95岁老人写信时，时而回忆泪目，时而在哈哈大笑。
都让人感同身受。
跟每年2月的股东信不同，感恩节信弥漫着人情味，虽然也谈到伯克希尔，但这次生意确实谈的有点少。这部分要等待明年2月的阿贝尔股东信了。巴菲特再次强调说，“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无论是CEO、管理顾问、学者还是政府官员，比格雷格更适合来管理你我的资金。”
他还说，“要是运气好点，伯克希尔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只需要经历五六位CEO就够了。特别希望我们不要遇到那种目标是‘65岁退休’、追求‘显摆式富豪’或者想建立‘家族王朝’的人。”
最近正好看了“红土之王”拉斐尔·拉达尔的一场对话，讲到自己带着伤痛身体打球的经历，他把这视为某种幸运。因为这段经历，赋予了他格外坚韧的品格和对世事的珍惜。
回头来看巴菲特笔下那些无数幸运的片段，何尝不是互相成全的美好结果。
哪怕他幼时差点小命不保，他会说自己这一路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抽到了“天选之签”。
希望老爷子的这种幸运可以一直保持，这样我们也有足够的幸运，每年感恩节分享到这样的智慧和幸福。
毕竟，他说了“今后，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继续与你们以及我的孩子们谈谈伯克希尔。”
以下是巴菲特写给股东们的感恩节信。
祝开卷有得。
致我亲爱的股东们：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用英国人的话说，我准备保持沉默了。
某种程度上算是吧。
从今年年底起，格雷格·阿贝尔将正式接任掌舵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勤奋踏实且沟通坦率。我衷心祝愿他能长久胜任。
今后，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继续与你们以及我的孩子们谈谈伯克希尔。
我们的个人股东群体非常特别，你们在分享投资收益的同时，总是慷慨地回馈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
我很享受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
请允许我今年稍微回忆一下往事，然后谈谈我对伯克希尔股份的分配计划，最后再聊一些关于生意和人生的感悟。
感恩节将至，我满怀感激，同时也对自己能在95岁时依然健在感到一丝惊讶。
在我年轻的时候，没人会把“长寿”这事儿押在我身上。那会儿我连小命都差点保不住。
那是1938年，奥马哈的医院在当时被人们自然地分为天主教医院或新教医院两类。
我们家的医生哈雷·霍茨是一位和蔼的天主教徒，常背着一个黑包上门看病。他叫我“小船长”，从不收我们太多费用。
1938年我肚子疼得厉害，霍茨医生上门检查了一番后说，我明天早上就会没事的。
当晚吃过晚饭、打了一会桥牌后，霍茨医生还是放心不下我那些有些奇怪的症状。夜里，他最终决定让我立刻去圣凯瑟琳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
接下来的三周里，我就像住进了修道院，渐渐还挺享受那里的讲演台。没错儿，我那时候就喜欢说话，而修女们也非常欢迎我。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三年级的老师玛德森小姐让班上30个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
我大概把男生写的都扔了，但女生写的信我一读再读。住院也有住院的好处。
我的康复过程并不轻松，尤其是第一周有些凶险。其中最难忘的时刻，是我亲爱的姨妈艾迪送来的一份礼物：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
我立刻拿它给所有照顾我的修女都按了指纹。（我可能是她们见过的第一个新教小孩，她们也不知道该抱什么期待。）
我那时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小孩的胡思乱想，就是万一哪天有个修女误入歧途，FBI发现他们没提前采集修女的指纹可怎么办呢？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非常崇拜FBI及其局长埃德加·胡佛，我还幻想胡佛本人会专程来奥马哈，检阅我那无价的指纹档案。
接下来，我们俩会迅速锁定那名走上歧路的修女，将其绳之以法。我甚至觉得，全国出名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没发生。讽刺的是，若干年后，事实证明我更该采集的是胡佛本人的指纹，他最终因滥用职权而名誉扫地。
那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奥马哈。
那时，一辆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和一列电动火车，就是我和朋友们最渴望拥有的宝贝。
说到这，就该提一提几个对我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他们当时也生活在我家附近，彼此却长期不曾相识。
我从查理·芒格讲起吧。
64年来，他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三十年代时，查理家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起一直居住的房子，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
其实我差点就早早认识他了。查理比我大六岁零八个月，1940年夏天，他在我祖父开的杂货店打工，一天工作10小时挣2美元。（节俭，在我们巴菲特家族可是融入血脉里的东西。）
第二年我也去那家店干了类似的活儿，但直到1959年，我们才真正见面。他那年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便定居加州。尽管如此，他始终念念不忘奥马哈的童年岁月，认为那是他性格养成的重要阶段。
过去60多年里，查理对我的影响无比深远。他既是良师，又是保护我的兄长。我们有过不同意见，但从未真正争吵。他从不说“我早就告诉你了”这种话。
1958年，我买下了人生中唯一的一套房子——当然在奥马哈，离我长大的地方（定义略宽）不到两英里，离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大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也只需六七分钟。
再来讲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
1968年，斯坦把他创办的《奥马哈太阳报》（周刊）卖给了伯克希尔。十年后，在我的请求下，他搬去了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当地唯一一份周日发行的晨报进行一场生死对决，而我们正节节败退。
斯坦后来亲手打造出我们的周日报产品。几年间，这家原本持续亏损的报纸，竟然对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每年带来超过100%的税前收益。对伯克希尔而言，那可是1980年代初期至关重要的一笔钱。
（聪投注：当时斯坦·利普西从零开始设计并推出了《布法罗晚报》的全新“周日版”产品，填补了原本在周末市场的空白。这个举措极具战略意义，因为美国地方报纸的“周日报”通常是广告和发行收入的关键来源，没有它就等于在战场上少了最重要的一支军队。）
斯坦当年就住在离我家五个街区远的地方。他的邻居之一是沃尔特·斯科特二世。
你或许还记得，就是沃尔特把中美能源公司带入了伯克希尔（1999年）。他也是伯克希尔董事会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直到2021年去世。他更是我多年的挚友。几十年来，沃尔特都是内布拉斯加州最慷慨的慈善家，奥马哈和整个州都留下了他的深深印记。
（聪投注：正是沃尔特在1999年促成了伯克希尔对中美能源公司的收购，也因此间接促成了一项对伯克希尔未来影响深远的决定——当时在中美能源任职的格雷格·阿贝尔因此加入了伯克希尔体系，并一路成长为能源业务的核心领导者，最终成为我和查理共同认定的继任者。
点击阅读：万字特稿|认识下巴菲特的指定接班人：格雷格·阿贝尔）
沃尔特曾就读本森高中，我本来也该去那里——直到1942年，我父亲突然爆冷赢得国会议员席位，击败了一位连任四届的老议员。这改变了一切，而人生，就是充满意外。
等等，故事还没讲完。
1959年，唐·基奥和他的年轻家庭搬到我家对街，距离查理·芒格家当年住的地方也就100码左右。那时唐还只是个卖咖啡的推销员，后来却成为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并长期担任伯克希尔的忠实董事。
我初识唐时，他年薪只有1.2万美元，但他和妻子米奇正在抚养五个孩子，全都打算送去读天主教学校（你可以想象那学费压力）。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朋友。唐出生于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大学毕业于奥马哈的克雷顿大学，早早就和奥马哈本地女孩米奇结婚。加入可口可乐后，唐在全球打响了传奇的名号。
1985年，当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时，公司推出了广受争议的新可口可乐。
唐后来发表了一场著名的公开演讲，向公众道歉并宣布恢复经典可乐配方。这场回撤始于他意识到，凡是寄给“超级蠢货”的信件，全都被直接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这场撤回演讲如今仍可在YouTube上找到，是一段经典。他坦率承认：可口可乐这款产品，属于公众，而不是公司。
这份诚意最终赢回了消费者的心，销量应声而涨。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看到唐的一次精彩访谈。（顺带一提，汤姆·墨菲和凯·格雷厄姆也有几段非常值得看的内容。）
就像查理·芒格一样，唐始终是个地地道道的中西部男孩，热情、友好，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最后说说阿吉特·贾恩和格雷格·阿贝尔。
阿吉特出生并成长于印度，格雷格则是我们即将上任的加拿大籍CEO。他们两人都曾在20世纪末期在奥马哈生活多年。事实上，90年代时，格雷格就住在离我在法纳姆街的家仅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不过那时我们还未谋面。
难道说，奥马哈的水里真的有某种神奇的成分？
我有几年青少年时期是在华盛顿度过的，那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去纽约曼哈顿工作，以为那会是一份长期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和杰瑞·纽曼待我非常好，我也结识了许多终生的朋友。纽约确实有它独特的资源，至今亦然。
但仅仅一年半后，也就是1956年，我又回到了奥马哈，从此再未离开。
此后，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也都在奥马哈长大。
他们从小就读于公立学校，和我父亲（1921届）、我第一任妻子苏茜（1950届）、查理·芒格、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罗恩·布鲁姆金（他们是让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城成长壮大的关键人物）、杰克·林沃尔特（1923届，他创立了国民赔偿保险，并在1967年将其卖给伯克希尔，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我们庞大财产险业务的基础）毕业于同一所高中。
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优秀的公司、顶尖的学校、一流的医疗机构，也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和人才。
但我觉得，能在这里结识那么多终生好友、遇见我的两位伴侣、在公立教育体系中获得良好的起点、年纪尚小时就接触到很多友善有趣的奥马哈成年人、还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里交到各式各样的朋友，这一切都是我的幸运。
回头来看，我认为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伯克希尔来说，选择以奥马哈为基地，都比待在其他地方要好。
美国的地理中心，是一个非常适合出生、成家和创业的地方。而我呢，靠着老天赏饭吃，出生时就得了“天选之签”。
说到这里，就要聊聊我的高龄了。
我的基因其实并不算特别长寿型，在我之前，我们家族的最长寿纪录是92岁（当然，越往前追，家谱记录就越模糊了）。
但我一路上遇到的医生都非常明智、友好、敬业，从最早的哈雷·霍茨医生，到今天仍在照顾我的医疗团队。他们都离我家不远，我的命至少被他们救过三次。（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给护士采指纹了。95岁可以有些小癖好……但也总归得适可而止。）
能活到这把年纪，真的得靠天大的好运气。每天都得躲过各类“香蕉皮”，比如意外事故、天灾人祸、酒驾/路怒或者走神的司机、闪电……你能想到的都有。
但幸运女神喜怒无常，而且——确实没有别的词更贴切，往往还极其不公平。很多时候，那些身居高位者、富裕者，分到的好运明显多得不成比例。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有些家境优渥的孩子一出生就实现了终生财务自由；而另一些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面临苦难的童年，甚至更糟，身心残障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我们这些人习以为常的基本能力。
在世界上很多人口密集的地区，我的人生很可能会过得非常糟，而我的两个姐妹可能会更惨。
我在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是白人，是男性，生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
我的姐妹们同样聪明、个性更好，但她们的起点和前景却大不相同。
幸运女神在我人生的许多阶段不断光顾，但她对90多岁的人也总归没那么周到了。好运，总有尽头。
而时光老人对我越来越感兴趣了，年纪越大，他越是关注我。而且他从未输过：在他那本总账上，所有人最终都以败北收场。
当你的身体平衡、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下滑时，你就会知道，时光老人已经在附近徘徊了。
我老得比较晚，每个人进入老年的时间并不一样，但一旦老了，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不容否认。
说来也奇怪，我现在总体感觉还不错。虽然行动迟缓，阅读越来越吃力，但我每周仍然在办公室工作五天，身边都是非常棒的同事。
偶尔我还能冒出个有用的点子，或者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提出一些我们原本接触不到的交易。
虽然由于伯克希尔规模庞大、市场估值又高，现在真正有吸引力的想法确实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不过，这种意外的长寿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的家庭安排，以及我希望实现的慈善目标。
我们来具体谈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三个孩子如今都超过了常规的退休年龄，分别是72岁、70岁和67岁。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现在正处在人生经验与智慧的高峰期，但如果指望他们都像我一样老得很晚，恐怕不太现实。
为了提高他们有机会在被替换为其他受托人之前处理掉我几乎全部遗产的概率，我现在必须加快生前向他们三人名下基金会的捐赠节奏。
此时此刻，他们三人在经验和判断力上都正当其时，但还未真正进入老年。这个“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调整这条路径并不难操作。
不过我还需要考虑一个额外的因素：我希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留一部分A类股份，直到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能够对格雷格产生像查理和我曾经享有的那种深度信任。
这种信任的建立应该不会花太久。我的三个孩子已经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伯克希尔董事会也一样。
现在，孩子们已经具备处理大笔财富所需要的成熟度、智慧、精力和本能。
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在我离世之后，他们依然活着，这意味着他们能灵活地调整慈善策略，不管是提前部署，还是应对联邦税收政策变化或其他外部影响。
他们生活的世界，很可能会与我熟悉的完全不同；死后遥控从来不是个有效的策略，而我也从没产生过那样的冲动。
幸运的是，他们三个继承了他们母亲的大部分优质基因。随着时间推移，我在他们心目中也逐渐成为一个更正面的榜样，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在我设定的信托安排中，如果孩子们中有人不幸早逝或失去能力，他们每人都有指定的替补受托人。这三位候补人并没有绑定具体的孩子，也没有排名顺序。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世事洞明，彼此间也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害怕失败和失望，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我自己也没少经历。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在现有的政府项目或私人慈善的基础上，稍微做得更好一点。毕竟，这些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本身也并不完美。
早些年，我也曾设想过一些宏大的慈善构想。
虽然我个性很固执，但事实证明那些想法根本无法落地。多年来，我也亲眼见过不少失败的财富转移，有的是被政客胡乱分配，有的是出于家族安排，还有些则源于蠢笨甚至古怪的慈善家。
孩子们只要尽职尽责地做好，我和他们母亲都会感到欣慰。这点毫无疑问。
他们的直觉很可靠，而且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实践这些工作。最初是管理一笔笔微小的资金，逐渐增加到如今每年超过5亿美元的规模。
他们三人都热爱这种帮助他人的工作，只是每个人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之所以加快生前向他们基金会捐赠的节奏，并不代表我对伯克希尔未来的看法发生了任何改变。
事实上，格雷格·阿贝尔早就超出了我当初对他作为接班人所设想的一切标准。他现在对我们众多业务与团队的理解，已经远胜于我，而且他学习新事务的速度非常快，很多事情，连不少CEO都不会考虑，而他能考虑到。
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无论是CEO、管理顾问、学者还是政府官员，比格雷格更适合来管理你我的资金。
比如，在我们财产险业务方面，他对机会与风险的理解都远胜于多数老资格的保险高管。我衷心希望他未来几十年身体健康。
要是运气好点，伯克希尔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只需要经历五六位CEO就够了。特别希望我们不要遇到那种目标是“65岁退休”、追求“显摆式富豪”或者想建立“家族王朝”的人。
不过，现实总有不那么理想的地方：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某位出色而忠诚的CEO，可能会不幸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长期且严重的健康问题。我和查理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惜我们当时没及时处理。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误。
董事会必须对CEO层面的这类风险保持高度警觉，而CEO本人也应该留意子公司是否存在这种问题。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甚至可以列出一些大公司当年的案例。
我的建议只有一句话：董事们，请保持警惕，必要时请开口说话。
在我这一生中，改革者们曾试图用“强制披露CEO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对比”的方式来羞辱企业高管。结果是，公司年报的委托声明从原来的不到20页，暴涨到了100多页。
但这些“好意”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反而弄巧成拙。
根据我观察，大多数情况下，公司A的CEO看到公司B的同行赚得更多，就会巧妙地向董事会表达“我应该赚得比他多”。于是，他也顺带提高了董事的薪酬，并确保把合适的人安排进薪酬委员会。
这些新规带来的，不是节制，而是攀比。
高管薪酬的螺旋上升早已成了自己的游戏。对那些身价不菲的CEO来说，他们终究也是凡人，最令他们不爽的，是其他CEO赚得更多。
嫉妒和贪婪，总是如影随形。而且，你可曾见过哪位顾问建议大幅削减CEO薪酬或董事会津贴？
从整体来看，伯克希尔的业务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主要得益于几个体量不小、相关性不高的“真珍宝”。不过十年或二十年后，还是会有不少公司表现超过伯克希尔，毕竟我们体量太大，增长自然受限。
但就我所知，没有哪家公司像伯克希尔一样，出现毁灭性灾难的可能性如此之低。
同时，我们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在对待股东利益方面，也是我所接触过的最有意识的一批人（我见过的可不少）。
最后，伯克希尔将始终坚持一种对国家有益的经营方式，避免任何会让公司成为“乞求者”的行为。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经理人也许会变得很富有，他们肩负着重要责任，但他们并没有传承财富王朝或炫耀财富的冲动。
我们的股价依然会忽上忽下，甚至有时会像过去60年里那三次一样，暴跌50%。别灰心，美国总会重整旗鼓，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会。
几句结语。
也许这话听起来有些自我安慰，但我得说：我对人生的后半段，比前半段感觉更好。
我的建议是：别总为过去的错误自责，汲取点教训，然后继续前进。改进，从不嫌晚。找到对的榜样，并去模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棒的。
记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吗？后来以“诺贝尔奖”闻名于世的他，据说曾在哥哥去世后看到报纸误刊登了自己的讣告。他被那内容震惊了，于是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
当然，不要指望新闻编辑部也把你搞错了（哈哈）。你应该自己决定，希望自己的讣告上写些什么，然后以此去过自己的人生。
伟大，不在于你攒下了多少钱、有多少版面曝光或在政府里拥有多大的权力。你为他人做的一千种小事中的任何一件，都是在帮助这个世界。
善意无成本，却是无价的。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法则，永远是最好的行为指南之一。
我写下这些话，是身为一个曾经无数次不够体贴、犯下不少错误的人，非常幸运地，从一些可敬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得更好（当然，我离“完美”还差得远）。
请永远记住：清洁工和董事长，跟你我一样，都是人。
最后，祝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没错，包括那些讨厌鬼。
改变，永远不嫌晚。
也别忘了感谢这个国家，感谢它为你创造的种种机会。但也要明白，它分配回报的方式，难免带点任性，有时甚至不那么光彩。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然后努力向他们看齐。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你永远可以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