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盟
当 2011 年度财新峰会召开之际，55 岁的郭树清刚刚接替尚福林，出任第六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 “证监会”）主席；而当时 47 岁的易会满，还只是中国工商银行（简称 “工行”）领导层里最年轻的副行长。
彼时，尚未进入证监会工作的方星海，在这场峰会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此后被广泛传播 ——
“在‘一行三会’的负责人当中，证监会主席是最难做的职位！”
类似的观点，后来易会满也曾表达过。2019 年，他接替刘士余担任第九任证监会主席，时年 55 岁的他表示：证监会主席就像坐在 “火山口” 上，任职者 “必须心怀四个敬畏，分别是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投资者”。
此时，方星海已经先于易会满一步调入证监会任职。2015 年，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先后被免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方星海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中财办”）经济四局局长的岗位上被紧急提拔，出任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和易会满都是 1964 年出生。从 2019 年开始，方星海以证监会副主席的身份，辅佐时任证监会主席的易会满走过了五年时光，直到 2024 年，方星海退休，易会满也提前离任。
时间来到 2025 年夏秋交替之际，已有四十多位曾在不同时期追随易会满的下属与亲友先后被调查。这位曾经坐在 “火山口” 上的前证监会主席，最终还是没能避免 “落马” 的结局。
截至此时，自 2022 年秋天以来，金融系统内部（以及从金融系统走出去的）中管干部，已有至少 19 人落马，他们分别是：
原中国人民银行（简称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原中国银行（简称 “中行”）董事长刘连舸，原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 “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原国家开发银行（简称 “国开行”）副行长周清玉，原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原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太平保险”）副总经理肖星，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用生，原工行纪委书记刘立宪，原工行副行长张红力，原国开行副行长李吉平，原中国农业银行（简称 “农行”）副行长楼文龙，原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徐佐，原中国建设银行（简称 “建行”）副行长章更生，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原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王会民，原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原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原中行副行长林景臻。
在这些落马人员中，蒋超良和易会满是仅有的两位正部级高官。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人员受到了程度较轻的处理，比如提前辞职、降级免职等，原中行行长刘金就是其中之一。
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浙江省就成为中国金融活动最为活跃的省份，而温州市更是浙江省内金融活跃度最高的城市。
当年，那场引发中央高度关注并被严厉查处、让全国人民都为之震惊的民间 “抬会” 事件，就起源于温州，其中又以位于温州最南端的苍南县最为严重。苍南县也曾被视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盛行的 “温州模式” 的主要发源地。
而易会满，正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人。
就在去年 10 月，苍南县有一家名为 “会满服装经营部” 的商铺正式开业。尽管当时易会满已经离开证监会，但他的知名度仍在，因此，人们难免会猜测，到底是谁借着易会满的名义在他的家乡经商。
易会满的中专就读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在当时，这所学校还叫做浙江银行学校。
该校官网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建校 50 年来，学校累计培养了 6 万多名优秀的经济金融人才，其中，担任各级各类银行行长的人数超过 5000 人，学校也因此被誉为‘行长摇篮’‘金融黄埔’。”—— 这样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最多时设有 30 多所直属院校，基本呈现 “一省一校” 的布局。这些院校中，既有后来成为 211 高校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现已并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有后来发展为普通高等专科或本科院校的广东金融学院、上海银行学校（现已并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还有像内蒙古银行学校、海南省银行学校这样的中等专科学校，另外，全国唯一的研究生部（即如今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也在其中。
易会满当时就读的浙江银行学校，就是一所由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中等专科学校，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中专。有许多和易会满一样的年轻学子，从浙江银行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了银行系统工作。
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毕业的校友中，不乏行业内的杰出人士。比如，中信银行董事长方合英，原浙商银行行长、现度小满副总裁徐仁艳，原中行首席风险官、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中投公司”）纪检监察组组长潘岳汉，原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殷兴山，原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福建银保监局（简称 “福建金监局”）局长傅平江，浙商证券董事长吴承根等；
同时，也有一些曾经的杰出校友，如易会满、原农行数据中心纪委书记林鹏、原农行副行长楼文龙、原工行浙江省分行行长沈荣勤。
如今，易会满、林鹏、楼文龙、沈荣勤都已落马。
其中，林鹏和易会满是温州苍南县的同乡，林鹏在职场上的晋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易会满的推荐。而沈荣勤则和易会满一样，长期在工行浙江省分行系统内工作，两人都曾担任过工行浙江省分行的领导职务。
1981 年从浙江银行学校毕业后，17 岁的易会满没有直接参加工作，而是进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统计学专业，最终获得了大专文凭。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素有 “IT 企业家摇篮” 的称号，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京东方科技创始人王东升、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赖伟德、原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等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不过，若要说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历史上最知名的两位校友，除了易会满，另一位便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
1988 年，马云从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州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担任英文及国际贸易专业的讲师，后来还担任了学校党政办公室下属的外事办公室主任。
马云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后，创办了中国黄页，当时他的主要合伙人是何一兵。何一兵此前也曾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主要研究微电子工程。后来，何一兵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和电子商务应用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事实上，不仅是马云，在阿里巴巴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不少核心骨干都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例如，原淘宝首席架构师、蘑菇街联合创始人岳旭强，阿里巴巴 “十八罗汉” 之一、阿里集团国内数字商业板块总裁兼淘宝董事长、淘天 CEO 及 B2B 事业群业务总裁戴珊，阿里巴巴 “十八罗汉” 之一、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芳，原甲骨文全球副总裁、原阿里集团副总裁、云器科技创始人喻思成等。
而在 21 世纪最初的 10 年里，杭州借着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实现了逆势崛起，这也为易会满在工行浙江省分行任职期间创造亮眼业绩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1984 年夏天，易会满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成为一名普通的计划员。
1984 年，正处于中国人民银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 “大一统” 地掌控着全国所有金融资源，而这一年，中国农业银行（简称 “农行”）、中国银行（简称 “中行”）、中国建设银行（简称 “建行”）、中国工商银行（简称 “工行”）这 “四大专业银行” 陆续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也自此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其中，成立时间最晚的中国工商银行，主要负责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四大专业银行” 的首任负责人，均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抽调而来：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方皋调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卜明调任中国银行行长，原财政部副部长武博山调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立调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易会满在中国人民银行仅仅工作了不到半年，就被调到了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工行的首批员工之一。
从 1985 年到 2019 年，易会满在工行系统内工作了整整 34 年。他的职业生涯从工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副处长起步，之后历任工行杭州市分行西湖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工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处长，工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行长，工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工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工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工行总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总行行长，最终升任工行总行董事长。
在此期间，浙江省见证了易会满整个工行职业生涯的前半段。
巧合的是，最近两年，浙江省成为了全国金融系统中动荡最为剧烈的省份。浙江金融圈的这场 “大地震”，由张长弓引发，在朱从玖任上达到高潮，影响范围覆盖了浙江省内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
2024 年底，消失了三年的原浙商银行副行长、原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终于有了消息 —— 他因贪腐被查处，涉案金额高达近 10 亿元。
此前，张长弓曾担任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当时，朱从玖刚刚从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岗位上调任浙江省副省长，负责金融等相关工作，此后在全国各地流行的 “金融副省长” 模式，正是从朱从玖这里开始的。
几年后，张长弓在短暂任职于陆金所后，又重新回到浙江，担任浙商银行副行长。而这次将他召回浙江的，依然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朱从玖。
朱从玖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即 “央行五道口”）1985 级的学生，也是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得意门生。
朱从玖与刘连舸、张育军等人，都曾先后担任过刘鸿儒的秘书。朱从玖年仅 28 岁时，就担任了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 “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20 世纪 90 年代，证券委和证监会是两个独立的机构，证券委作为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全局，证监会作为副部级事业单位负责具体执行）；35 岁时，他又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 “上交所”）总经理。这些出色的任职记录，至今仍无人能够打破。
当时，与浙江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相伴而生的，是当地乱象频发的民间借贷，以及主流银行不愿涉足的草根金融市场。朱从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浙江的 “金融副省长”。他到任浙江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措却为后来屡禁不止的 P2P 诈骗案件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
2023 年，朱从玖落马，之后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法院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朱从玖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
有消息称，朱从玖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罚，除了他 “坦白从宽” 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 他检举揭发了许多昔日的同事和下属。
受朱从玖案件牵连，从 2023 年至今，一大批相关人员先后落马或失联，其中包括朱从玖的妻子、原华夏基金督察长方瑞枝，朱从玖的首席秘书、原浙商证券总裁王青山，朱从玖的秘书杨奔，原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李格平，原天弘基金总经理郭树强，原华夏基金副总裁、有 “公募一哥” 之称的王亚伟，原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银河证券”）董事长陈共炎，原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新华人寿”）董事长李全等。
当然，朱从玖案件对浙江金融圈的影响最为深远。
仅在 2024 年到 2025 年这短短一年时间里，原中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郭心刚、原建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高强、原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原工行浙江省分行行长沈荣勤（即易会满的老同学兼老同事）等人就先后落马，四大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前任一把手无一幸免。
不仅如此，近年来，曾为朱从玖效力、后落马或失联的浙江金融系统高管还有：原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原杭州银行行长虞利明，原交通银行（简称 “交行”）宁波分行行长屠粮钢，原中行宁波市分行行长钱建忠，原建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劳新江，原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吴学文，原浙江银监局（现浙江银保监局）局长韩沂，原国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倪贤孟，原农行舟山分行行长王良，原建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崔滨洲等。
三
易会满早年在工行系统内遇到的 “伯乐”，是已经退休多年的原工行副行长张衢。易会满年轻时每一次职场上的晋升，几乎都离不开张衢的提携。
张衢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调入工行杭州市分行后，易会满也随之调入工行杭州市分行；张衢担任工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后，易会满也进入了分行中层干部队伍；张衢先后出任工行杭州市分行行长、浙江省分行行长后，易会满也跟着先后担任工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张衢升任工行总行副行长后，易会满则被任命为工行江苏省分行行长。
有趣的是，在易会满离开工行浙江省分行后，接替他担任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一职的，正是他的老同学沈荣勤。
成为工行系统内的 “地方重要负责人” 后，老领导张衢能为易会满提供的帮助也达到了上限。幸运的是，易会满很快又获得了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赏识。
姜建清是业内知名的银行家，他担任工行总行行长时年仅 47 岁。在工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姜建清又成为了工行的首任董事长。
从 2000 年到 2016 年，姜建清连续执掌工行长达 16 年。2006 年，姜建清带领工行完成了 A 股和 H 股的上市工作，以超过 1 万亿元的上市总市值，创造了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在姜建清的破格提拔下，2005 年，易会满接任工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工行北京市分行是工行系统内最重要的省级分行，紧接着，易会满又成为了工行总行党委委员之一。
通常情况下，作为各大金融机构的必争之地，各大银行的北京分行行长往往会被 “高配”。一位年轻的银行干部能够担任北京分行行长，通常也被看作是未来进一步提拔的信号。
对于易会满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当时工行北京市分行不仅是工行系统内规模最大的分行，其各项业务指标在北京市的银行同业中也位居榜首。
2008 年，易会满晋升为工行副行长，44 岁的他成为当时工行总行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批发业务就属于易会满的分管领域。
2013 年，易会满接替杨凯生担任工行行长。在当时工行的几位副行长中，易会满的排名其实并不靠前，他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姜建清力排众议的支持。
而这位到龄退休的杨凯生，此前曾担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退休后，杨凯生还成为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 “银监会”，现与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史上首位以国内银行专家身份聘请的特邀顾问。
也正是在 2013 年，肖钢接替郭树清，成为第七任证监会主席。
2016 年，63 岁的姜建清到龄退休，52 岁的易会满接替他，成为工行历史上的第二任董事长，正式执掌这家被称为 “宇宙行” 的大型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几大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通常会从外部调任，像易会满这样，从工行系统内的基层干部做起，完全依靠内部培养和提拔，最终升任董事长的，实属罕见。
同样是在 2016 年，刘士余接替肖钢，成为第八任证监会主席。
易会满担任工行董事长的时间总共不到 3 年。然而，仅在 2024 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多位易会满在工行任职期间的老下属先后落马，他们包括：原工行湖北省分行行长王芝斌，原工行新疆分行行长孙建勇，原工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应维云，原工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吴宁锋，原工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言峰，原工行杭州金融研修院院长蒋伟，原工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李明，原工行河南省分行行长许杰，原工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原工银澳门董事长、原工银亚洲总裁姜壹盛，原工行大连分行高级专家高亚林，原工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梁延国，以及前面提到的原工行浙江省分行行长沈荣勤。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两年，落马的前工行中高层管理人员还有：原工行副行长张红力，原工行纪委书记刘立宪，曾任工行副行长的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原工银国际董事长、原工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黄明祥，原工银租赁总裁、原工银国际董事长丛林，原工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原工银理财董事长顾建纲等。
坊间有传闻称，在易会满担任工行董事长期间，工银国际曾为上市公司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康得新”）发放过一笔颇具争议的跨境结构性融资。
后来，在易会满担任证监会主席的 2021 年，康得新因财务造假和重大违法行为被强制退市，原康得新董事长钟玉后来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
2018年5月24日，与康得新老板钟玉共饮
而李晓鹏、张红力、黄明祥、丛林这四人，都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工银国际董事长。至于姜壹盛曾执掌的工银澳门，与位于香港的工银国际仅一河之隔，姜壹盛本人也曾是黄明祥的下属。
离开工行后，丛林曾受包凡邀请加入华兴资本，担任华兴资本总裁兼华兴证券（香港）董事长。但仅仅两年后，因 “水土不服”，丛林被有关部门留置。几个月后，他的老领导李晓鹏就被官方宣布落马。
与丛林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妻子、原证监会党委巡视办专职副主任杨春蕾。
2025 年，包凡结束了长达两年半的配合调查，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华兴资本名义上的董事长仍是包凡的妻子许彦清）。然而，那位曾与包凡一同领导过华兴资本的丛林，却至今杳无音讯。
四
2019 年初，在任内因提出 “妖精论” 而广为人知的刘士余，被调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简称 “供销总社”）任职，55 岁的易会满接替他，成为第九任证监会主席。
半年多后，刘士余成为史上首位被官方宣布调查的证监会主席。官方对他的公开通报中提到，刘士余 “公开发表不当言论，缺乏政治警觉性和保密意识”。
幸运的是，刘士余最终没有陷入牢狱之灾，后来他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的身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易会满的上任，也填补了四大国有银行一把手轮流担任证监会主席的空缺。在易会满之前的几任证监会主席中，周道炯、周小川、郭树清曾担任建行行长（或董事长），肖钢曾担任中行董事长，尚福林、刘士余曾担任农行行长（或董事长），而易会满则是首位曾担任工行行长（兼董事长）的证监会主席。
从 2019 年到 2024 年，易会满在证监会主席的岗位上任职了整整 5 年，在任时间之长，仅次于尚福林。
在这 5 年里，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其中对市场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北京证券交易所（简称 “北交所”）开市、科创板开板、注册制全面推行、退市机制常态化这四件事。
然而，易会满并没有享受到这些重大历史贡献所带来的荣誉与光环。相反，让人们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另外两件事：一是井喷式的 IPO 发行，二是转融通机制的推出。
有人统计，在易会满担任证监会主席的 5 年里，A 股市场日均发行新股的数量，相当于他前任们平均水平的 3 倍；日均 IPO 募集资金规模，相当于他前任们平均水平的 5 倍。在易会满任职期间，A 股新增上市公司超过 1900 家，而在此之前，A 股市场全部的上市公司数量也不过 3000 多家。
至于转融通业务，其发展结果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原本，监管部门推出转融通机制的目的，是抑制新股发行后股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本质上是为了遏制 “炒新” 投机行为、防范股市系统性风险。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转融通最终却成为限售股在锁定期满前提前卖出的 “变相通道”，还间接为市场上的做空力量提供了支持。
经历了 2023 年 A 股市场持续下跌的熊市后，2024 年春节前夕，易会满最终不出意外地提前卸任证监会主席，黯然走上了两位前任的老路。
接替易会满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是现任证监会主席吴清。自此，吴清成为史上首位并非出身银行系统，而是出身证券系统的证监会主席。
近三年来，证监会系统也经历了一轮反腐风暴。除了前面提到的原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王会民、原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之外，还有不少证监会系统的局级、处级干部接连被查，包括：原中国证券业协会（简称 “证券业协会”）会长、原中国期货业协会（简称 “期货业协会”）会长安青松，原证监会科技司司长姚前，原江苏证监局局长凌峰，原深圳证监局局长彭小澍，原上交所副总经理董国群，原证监会发行部处长杨郊红，原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原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总经理李筱强，原证监会发行部副处长、原东兴证券副总经理张军，原证监会法律部副主任、原国信证券副总裁吴国舫，原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 “投服中心”）董事长夏建亭，以及前面提到的原证监会党委巡视办专职副主任杨春蕾。
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证监会系统（包括从证监会系统走出去的）落马官员中，仅中管干部就还包括：原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上市部副主任、国际部副主任，原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监会副主席、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以及前面提到的刘士余和朱从玖。
不过，易会满与上述证监会系统的落马官员交集并不多。在证券行业中，与易会满存在较多交集的机构，大约要数知名的 “贵族投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金公司”）。
前面提到过，近年来工行系统有一位落马的中层干部，即原工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原工银理财董事长顾建纲，这位掌管着全国规模最大银行理财资金的人，被认为是易会满的 “核心旧部”。
坊间有传闻称，此前易会满担任工行董事长时，工银理财曾与中金公司开展过一笔金额高达数百亿元的委托外部投资（简称 “委外投资”）合作，当时顾建纲正担任工银理财董事长。这一业务落地时，易会满的儿子恰好就在中金公司工作；业务落地后，顾建纲的儿子也入职了中金公司。
最近一段时间，中金公司也陷入了震荡，原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简称 “投行部”）负责人、中金资本董事长丁玮，原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简称 “中金启元”）总经理安垣等人先后失联。
尤其是丁玮，他在国内投行领域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丁玮就担任了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的部门主管。
1999 年，丁玮出任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裁。当时，与他搭档担任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主管、亚洲区副董事长兼中国区主席的，正是后来接替李晓鹏担任工行副行长兼工银国际董事长的张红力。
2002 年，丁玮加入中金公司，全面负责中金公司的投行业务。
21 世纪初，中金公司几乎是所有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上市时的首选保荐券商，这一地位奠定了中金公司在国内投行领域的绝对主导优势，也让丁玮成为国内投行圈的 “教父级” 人物。而在丁玮负责的中金投行部所保荐的大型项目中，就包括 2006 年工商银行的 IPO 项目。
2011 年，据传因与当时中金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理念存在分歧，丁玮一度离开中金公司，期间先后任职于新加坡淡马锡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在淡马锡工作期间，丁玮还得到了李显龙的妻子、时任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CEO）何晶的高度认可。
直到 2017 年，随着此前中金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离任，丁玮才重新回到中金公司，全面负责中金公司境内外的私募基金业务。
在丁玮的带领下，中金资本仅用短短三年时间，就将资产管理规模做到了 3000 亿元。不仅如此，丁玮还为中金公司争取到了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人的资格。
这只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便是中金启元，丁玮亲自担任中金启元董事长，他的亲信安垣则出任中金启元总经理。如今，丁玮和安垣都已失联。
中金公司的这场震荡，甚至波及到了原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国铁塔”）董事长佟吉禄。目前，佟吉禄也已失联四个多月。
终
2024 年初，易会满卸任证监会主席时，尚未年满 60 周岁。
尽管组织上对待易会满，如同 5 年前对待刘士余那样，同样使用了 “另有任用” 的表述，但关于易会满新职位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官方公告。直到几个月后，易会满才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 “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的身份公开露面。
而 “驻会” 这一身份，表明尚未到退休年龄的易会满，既不属于平级调动，也不属于退居二线。也正是从这时起，关于易会满能否 “安全落地” 的各种传闻开始流传，直到一年多后，最终结果才尘埃落定。
兜兜转转，易会满终究还是没能挣脱他自己所说的 “火山口” 困境。
随着 “稳定股市” 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进入 2025 年 8 月后，上证指数已经突破了 3800 点关口。或许，这就是对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与公众对话的易会满，最好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