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一、寻找渐进转轨经济的土地体制开关变量

　　昨天的短文中，笔者叙述了渐进转轨经济计算中的体制闸板变量，就是说劳动力要素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流动，受到了户籍等一系列阻碍人口迁徙体制的影响，资本要素生产产出流量，受到了非竞争体制生产低效率的影响，均发生了劳动和资本要素产出的损失。我们以此找到了渐进转轨经济的体制闸板变量。然而，闸板变量的含义是，不论怎么说，流动体或大或小还能够通过，即允许市场化通过，但有体制闸板阻碍流动。

　　然而，还有不允许流动的体制，与闸板变量的区别是，不允许实际上是一种关闭的开关变量。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如劳动力要素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劳动力本身不能流动；而农产品分配中的实物与工分交换，使劳动价值也不能流动，即使发生了货币流动也会发生阻塞。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劳动体制的解体，临时居住证等使人口可以流动，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体制从过去的不允许，变成了有限制的流动，其变量也从关闭的开关变量，变成了能通过一部分流体的闸板变量。

　　那么，在目前的渐进转轨经济中还存在体制开关变量吗？是哪个重要的变量呢？回答是还存在，主要是土地（从广义方面讲，包括房屋）要素。户籍制度和集体劳动的工分开关体制，使劳动力不能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服务业流动，由于人是动物，在空间上可流动。只要集体劳动解散，临时居住证发放，劳动力到农村和农业以外，实物与工分交易开关体制自然被摧毁。但是，土地要素在物理上的特点是，空间上不能移动。因此，其优化配置只能依赖于土地价值能够流动，才使其在不同使用者和不同用途方面得到重新配置。

　　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为体制开关变量。目前土地要素配置的体制是，虽然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当然也包括土地要素。但是，实际总体的配置体制仍然是计划：每年下达建设用地计划；一部分中央计划外建设用地，允许地方通过拆迁整治村庄复垦耕地，或者将未利用土地开发成耕地，进行占补平衡；大多建设用地来源于农村城郊的集体土地，城乡之间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转移配置，并不是通过城乡统一的市场交易政府收税方式进行，而是通过行政低价征地先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再在地方政府行政一家垄断的土地出让市场上，多家用地者竞价获得。

　　目前的土地要素配置的格局是：一部分允许交易，如城镇居民住宅和商服楼宇；一部分不能自主交易，如已经出让的工厂用地，需要先交自然资源局，再由其在行政垄断的市场上交易；还有一部分不允许使用者之间交易，如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因此，除了城镇住宅，城乡土地一级和二级竞争性交易市场仍然被禁止，其配置方式总体上仍然是计划行政体制。也就是说，因其物理上空间不能移动性，竞争市场性质的价值流动处于关闭状态。

　　因此，形成了土地和住宅市场经济运行的绝对体制安排，而且仅有0和1，定义为差分开关变量。数理表达为： （1.3）式是一个管道或者全部关闭和或者全部打开的流量管控机制，潜在的土地房屋资产是一个存量，它并不会在一年中全部被交易流动。体制开关变量的数值，打开就是让流量100%通过，关闭就是控制流量100%通不过。如果可以交易通过，则其存量的输出流量通过的横截面积，取决于当年的市场交易率。

　　从生产要素看，土地的价格替代弹性弱。建设用地在20世纪90年代先有了一级双方协议出让价格，进入21世纪后对建设用地进行行政垄断的竞价出让，有了一级垄断市场出让价格。土地计划行政管理，以及禁止或阻碍有土地用益物权的使用者擅自交易土地，基本上没有城乡各类土地的二级市场。因此，整个国民经济，土地生产要素没有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也就谈不上与劳动和资本之间较为顺畅的相互替代，生产要素之间无法最优组合。

　　二、土地开关打开和关闭的经济增长贡献或损失

　　国内外经济学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面，忽视了一个中国作为渐进转轨经济体独有的特殊来源。在土地房屋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旦原来没有价格的土地房屋进行交易，发生从没有价格到市场价格的国民收入溢值。

　　那么，为什么目前急需打开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开关？理由是，土地要素竞争性的市场化配置，在经济增长中，一方面可以得到开关变量打开后，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另一方面，土地要素配置的优化配置，使其生产率提高。历史数据证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于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我主持的实验室、何平、亚洲生产率组织、格罗宁根大学核算中国1978-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为3.38%、4.08%、3.70%和1.04%。假定格罗宁根大学数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狭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那么前三者高于其TFP增长的部分，实际上包含了中国1978年以来，无价值生产生活资料资产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的价值溢值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按1978-2010年平均，实验室计算，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其二手交易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TFP增长为1.36%，土地市场化配置生产率提高的TFP增长为0.12%，分别占改革TFP增长部分的40.13%和3.63%。

　　按照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时间起计算，1998-2010年平均，城镇原无偿分配住宅二手交易溢值、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流动、资本向竞争性领域流动和土地向非农业领域流动，形成的TFP增长分别为3.44%、0.51%、0.83%和0.26%，改革TFP总增长4.99%，其中资产溢值和土地配置生产率提高TFP增长贡献比例，分别为69.01%和5.28%。

　　2011-2023年间，GDP增长6.48%，其中要素投入增长4.93%、狭义创新TFP增长0.52%和改革TFP增长1.03%。而改革贡献增长中，城镇原无偿分配住宅二手交易溢值、劳动力市场化流动和土地向非农业领域配置TFP增长分别为0.95%、0.40%和0.59%，但资本向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低效率领域流动造成TFP负增长0.92%。如果没有城镇原无偿分配住宅二手交易和土地有偿配置到非农业领域支撑，这13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将降低到5.01%。而如果没有资本要素向低生产领域反向流动，加上溢值和土地生产率提高，GDP平均增长速度将会是7.4%。

　　三、结论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顺畅运行和循环。政治经济学要与符合中国渐进转轨科学计算方法相结合，发展规划经济增长目标确定的决策才能科学化。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关键一招，让居民收入提高、创业和就业有土地要素组合、人民收入增加和富裕、居民生活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向合理转变，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其次，土地房屋体制得不到切实的市场化改革，未来经济增长会陷入低速区间。未来GDP中高速增长的50%到60%，将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对增长的贡献，其中城乡土地和村郊房屋市场化改革将贡献60%以上。也就是说未来GDP增长5%到5.5%，则1.5%到2%的增长速度将来自于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进一步改革。如果没有此项改革，最为乐观的GDP增长，也就在3%到3.5%之间。并且要假定，国有企业改革要到位，如果这项改革也到不了位，则最乐观的GDP增长速度会进一步降低到2%到2.5%之间。

　　再次，放活土地和房屋，经济和社会才能在繁荣中获得安全。经济各方面人口、要素和货币的流动被阻碍和阻塞，经济循环发生梗阻，就业、收入、消费、税收和债务等等脆弱化，经济社会可能会陷入最不安全的境地之中。而被体制禁锢而闲置、浪费、低效率和剩余的巨额的人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通过推进关键部位的大力度改革，使其向高生产率领域流动和配置，国民经济活跃繁荣起来，将获得社会民众生活的富裕和安宁，是一个最为安全的经济和社会。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与土地房屋由市场配置并不矛盾。社会主义体制要与市场经济耦合，城乡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公有制不变，延长土地使用权年期到100年，土地不再计划管理，土地使用财产权作为生产要素由城乡统一的竞争性市场机制配置。土地（包括农村宅地和房屋）使用财产权可以交易、定价、成为资产，可以出租、注册出资、入股、抵押和继承。从而解决城乡土地和村郊宅房不能进入国民经济“实物与货币交易”和“生产—分配和需求”等经济流动和循环在此被堵塞的卡点，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注入强大的活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