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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财经杂志

　　2024年中国香港的跨境婚姻总量接近2.7万宗，在当年当地全部婚姻中的占比约为60%，且仍有上升趋势。图为香港新界一婚姻登记处外景。摄/焦建

　　2006年至2019年间，此类跨境婚姻数量多维持在5000宗至7000宗左右。新冠疫情期间数字骤降后随即回升，并于2024年首次突破10000宗，缘何持续增加？

　　文|《财经》特派香港记者焦建

　　编辑|苏琦

　　随着中国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各类交往逐渐频繁且深入，两地居民通过工作、学习交流等日常交往继而缔结良缘的跨境婚姻，已使得中国香港的整体婚姻情况发生结构性改变。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于1月15日出版并于近日公开的一份统计资料披露了前述现象。这一结构性改变在微观层面有多重表现，其中日渐普遍的，除男性及女性晚婚或不结婚增加、再婚数量持续上升，还包括前述跨境婚姻的结构性变化。

　　从数字对比角度看，早些年在跨境婚姻中占据绝大多数比例的，是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结婚。按照前述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相关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1年时此类婚姻的总数为21220宗，占了该年度所有跨境婚姻中93.9%的比例。同年，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的结婚总数则只有1390宗，占比为6.1%。

　　1997年，“北上”嫁给内地男性的香港女性降至不足700人。而随着前述新娘为香港女性的跨境婚姻快速上升，截至2024年，在当年所有的26790宗跨境婚姻中，有10712宗、约40.0%的比例为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

　　这类婚姻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大类，包括中国香港居民可在香港申请无结婚纪录证明书（当地俗称“寡佬证”），然后到中国内地结婚；以及中国内地居民可以游客身份来港，并与中国香港居民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随着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自由行”政策日渐放宽，在香港注册结婚的人数亦开始增加。

　　这两类途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跨境婚姻主要是香港人先领取无结婚记录证明书，再回内地结婚，其中超过95%是男性，其后绝大部分家庭都在香港团聚。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的相关资料则显示，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后，大部分跨境婚姻都在香港注册。

　　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是，2006年至2019年期间，此类跨境婚姻数量维持在5000宗至7000宗之间。新冠疫情期间数字骤降，但2023年随即回升，并于2024年首次突破10000宗。

　　当年中国香港的跨境婚姻总量接近2.7万宗，在当年当地所有婚姻中占比约为60%。而相较于2023年的47723宗，当地2024年的所有婚姻总量则降为44196宗。数字出现回落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疫情期间推迟的结婚在2023年集中进行。但相较而言，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跨境婚姻增多的现象，则或许仍然处于上升态势。

　　2024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的一位署理局长则透露称，过去十年跨境婚姻占香港注册婚姻约三分之一。“随着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两地通关安排更便捷，结婚大趋势向下的情况下，跨境婚姻占比（上升现象）预计将持续。”

　　从人口结构角度进行初步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人口结构仍是男多女少，比例失衡高峰时曾达1097比1000。从2000年起，女多男少现象开始出现，差距亦随之持续扩大。2017年，香港25岁以上未婚人口有120万，其中30岁至34岁区间女性未婚人口比男性多约8800人，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也在逐年增加。

　　按照2025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25年版）》则显示，截至2024年底，当地居民共有约750万人，其中女性占409.61万人，男性则为340.45万人，按年分别减少0.2%及0.6%。

　　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当地“女多男少”现象及其相关影响，被认为仍将持续。按照相关推算，至2039年，当地的性别比率将由2009年的每千名香港女性对应889名香港男性，变成每千名香港女性对应744名香港男性。

　　在文化与生活层面，香港立法会的多位相关议员近年来也曾多次指出，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的文化差异相比较少、夫妻两人相处时或更顺畅。此外，前述“港女北嫁”现象与近年来内地来港人才数目增加的关系或许不大，因为来港人才中与港人结婚的比例很小。

　　《人民日报》海外版此前报道的一项香港调查结果还显示，香港女性中从事教师、私营企业雇主、服装设计师、建筑师、律师等职业的高学历、高职位和高收入者，对内地的文化和观念更易接受，并乐于与内地男性结婚。从1978年起，香港开始推行九年免费教育，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大量增加的白领、政府雇员等职位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

　　除相关占比数字从6.1%升至40%，另外一个从微观层面角度反映香港与内地跨境婚姻结构性变化的现象，则是在此类跨境婚姻当中，新郎与新娘的年龄差距也在日趋收窄。

　　由于此前香港“无结婚记录证明书”的申请无须提供内地配偶的资料，以2006年有相关数据的统计情况为例，在当年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的跨境婚姻中，新郎之所以被形容为普遍比新娘“年长甚多”，源于其中年长五年或以上比例为69.0%，年龄差异的中位数为九年。

　　到2024年，香港新郎与内地新娘不仅结婚数量日趋减少，年龄差距也明显减少。其中，新郎比新娘年长五年或以上的比例降至53.8%，年龄差异中位数亦降至五年。

　　而在前述占比日趋增大、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的跨境婚姻当中，新郎和新娘的年龄差距一般较小。自2006年起，此类婚姻的年龄差异中位数一直维持在一年或以下。不仅如此，新娘比新郎年长的情况，也在此类婚姻中相对较为普遍，在2024年占49.1%，远高于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在此类婚姻中的相应比例（15.2%）。

　　以按性别划分的香港初婚年龄中位数进行统计，1991年时初婚的男性年龄中位数为29.1岁、女性为26.2岁，到2024年则分别升至32.6岁和31岁。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此前的一项相关研究则指出，根据香港的婚姻情况，当地女性过了30岁后的结婚机率大幅度减少，女性结婚年龄中位数也会不断推迟。总的来说“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未婚女性增多的趋势。未来女性维持单身的百分比为百分之二十”。

　　在港女性保持单身或“北嫁”的人数均增加的大趋势下，香港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将如何演变、对当地社会人口增长和家庭结构又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在当地受到的关注正在逐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