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金十数据
美联储的独立性植根于一项基本原则：使命由美国国会设定，而非总统；而如何达成使命，则由美联储自主掌控。但特朗普显然对此不以为然。
特朗普已将驯服美联储的渴望，化作几乎每日不停的鼓点。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昵称美联储主席为“迟到的杰罗姆”，并对其软磨硬泡，更试图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Lisa Cook），并将他的首席经济顾问之一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安插进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在支持者看来，这反映了对美联储早该进行的彻底改革——这个机构的通胀目标失准已逾四年，深受群体思维之害，而对于其2024年的大选前降息举动，他们认为更多是为了让民主党连任，而非维持经济平稳运行。
在批评者眼中，这却是一场党派政治接管，意图以保守派主导最高法院的同样方式，在FOMC内部建立一个支持低利率的“超级多数派”。对特朗普而言，利率必须降低3个百分点，少一点都不行。
彭博专栏作者Jamie Rush、Anna Wong、David Wilcox和Nick Hallmark写道：“我们运用美国经济模型，探讨了政治控制美联储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两种情景。”
在两种情景中，近期的影响都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幻象：增长健康、失业率低。而通胀痼疾、名义利率上升和增长乏力的痛苦现实，则需要一些时间才会显现。在更极端的情景下，共和党人将在2028年大选时，面对一个陷入滞胀性衰退的经济。
人们很容易将特朗普的攻击视为一种MAGA阵营的“狗哨”，意在让支持者相信，只要金融官僚们放松管制，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然而，倘若特朗普真的成功，其后果将远比这严重，而且无比真实。
原因很简单：如果货币政策由政客制定，他们将面临在大选前刺激经济的诱惑，包括2026年中期选举——那将决定特朗普任期结束时面对的是一个顺从的国会，还是一个分裂的国会。先享受高就业和增长的眼前好处，以后再处理飙升的通胀和痛苦的经济调整。在这种模式下，除了干预的政客之外，所有人都是输家。
上述作者们写道，这不仅是经济理论。这正是1970年代真实发生的事。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要求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1972年大选期间维持低利率以帮助他。伯恩斯照办了，尼克松赢了，通胀则持续攀升。显然，这绝非良治典范。在阿拉伯石油禁运的重大助推下，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980年逼近15%。最终，需要“沃尔克休克疗法”——大幅提高利率，以及两场深度衰退，才让CPI得到控制。
迈向一个更“友好”的理事会
如今，特朗普正试图用他自己任命的人选填满美联储理事会。他的盟友称，这注入了必要的意见多样性；但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则认为，这是对独立性的巨大新威胁。
他试图以所谓的抵押贷款欺诈解雇库克的行动被最高法院叫停，法院裁定她至少可以留任至法官们听取辩论（明年1月）之后。库克否认了相关指控。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米兰参与了美联储9月的议息会议，据信这是自1936年以来，首位经参议院确认的经济顾问如此行事。
若成功替换库克，再加上米兰，特朗普将拥有四位由他任命的美联储官员——这足以控制理事会那次必需投票的结果，即对全部12家地区联储主席的重新任命投票，该投票必须在2026年3月1日前完成。
整个夏天，特朗普对鲍威尔的连番抨击持续升级，彭博经济研究的“行政部门攻击美联储独立性指数”在7月达到了创纪录水平。
当然，言论是重要的，而总统的言论尤为重要。彭博经济研究了政治影响将美联储的反应函数推向更鸽派方向的情景。
两种情景推演
美联储肩负实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在第一种情景中，上述作者们假设美联储将远比基准情景更侧重于维持低失业率，而非将通胀压至目标——这是政客们通常青睐的立场。
“在此情景下，降息次数比我们的基准情景多两次，并且，由于市场识别到其行为转变，通胀预期锚定程度下降。物价涨幅逐渐上升至3%。”
极端情景模拟了一场突兀的政治接管：美联储将政策利率降至特朗普明确表态偏好的1%，并且无论通胀数据如何表现，都维持在该水平。
“在此情景下，通胀预期显著走高，美联储不予应对，经济出现繁荣，但仅是昙花一现。随着通胀升至4%以上，美联储独立性的丧失突然被市场定价为一种体制转变。这导致五年期借贷成本攀升3个百分点——与1970年代末期相当，因为投资者要求为持续高通胀的风险获得补偿。2026年看似繁荣的景象，可能迅速在2027年——下一届总统选举前夕，演变为滞胀。这虽不在我们的模型中，但同样重要：随着外国投资者担心美元价值将被通胀侵蚀，美元储备货币地位面临风险。”
最后他们总结称，教训是清晰的。侵蚀美联储独立性或可换取短期增长，但长期的就业、通胀和产出成本将使其变成一笔赔本买卖。他们不视美联储为争取最佳经济结果的诚实中介，反而认为他们是旨在维持本党执政的民主党同路人。
